由于理念的尖锐、峻急和容量的狭仄，鲁迅适合作为一个批判社会的精神导师来供奉，而不宜于作为一个生活中的朋友来加以亲近。事实上，刻毒的性格首先伤害了鲁迅自己，他的人生犹如一头困兽。他这样形容自己这类知识分子：“他们对于社会永远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集外集拾遗·关于知识阶级》）在革命的艰难反复之中，在革命同志的背叛和出卖之中，鲁迅不无悲怆地看出了徒劳的性质。因此，他觉得对社会和人生有所希望，无异于自我蒙蔽。“我所谓希望，不也是我手制的偶像么？只是他（闰土）的愿望切近，我的愿望渺茫罢了。”（《闰土》）“所谓‘希望将来不过是自慰——或者简直是自欺——之法’。”（《两地书·六》）不管在什么社会里，你还是得跟芸芸众生生活在一起，人与人之间照样存在着利益的对立和观念的分歧，存在着相互的摩擦和彼此的虐待与伤害。我们很难想象，在一个怎样的社会里鲁迅可以生活得很适意，他很难与另一个鲁迅生活在一起，更不用说是顾颉刚那样的别人。

当鲁迅把社会的批判引向人格的批判，不打算留有任何宽恕余地的时候，他实际上已经把社会革命引向人性的革命。

于天上看见深渊

以猛士自喻的鲁迅“看破了造化的把戏”（《野草·淡淡的血痕中》），被他看破的不仅是社会的形态，还有人肉体生命的存在。虽说黄金时代不可期盼，即便有一天，这个时代降临了，鲁迅也不会欣喜若狂的，他甚至连一个媚笑也不会露出。鲁迅的透彻之处，还在于他看到了即使迎来了黄金时代，但人还是要死的。世间的一切福禄，都慰藉不了必有一死的生命。医学出身的鲁迅，最为了解生命的脆弱与生死的无常。自1928年一场大病之后，他就一直生活在死亡的阴影下，肺结核和肋膜炎像鬼魅一样始终纠缠着他。1936年史沫特莱请来一位美国医生，在仔细检查之后，这个肺病专家断言，倘若是欧洲人，五年前就已经死掉了。

随时都可能丧失个体生命的鲁迅，常常孤独地面对无边的虚空。他的革命激情背后，隐蔽着虚无主义的底色，他激扬的文字中间有大哀存在。他的伤痛和绝望既有社会层面、道德层面的，也有人性层面、生存层面的。多层面、多维度的伤痛和绝望交织在一起，构成了鲁迅无法说服、不容商量的孤绝的态度。他深刻的目光捅破了一切雕花的窗户，任何表面的荣华都欺瞒不了他，世间的事物已没有多少让他眷恋，他具有出世或者说弃世的情怀，但他不相信任何拯救的许诺。他把面对惨淡的人生和血淋淋的现实，视为强者的勇气，将各种宗教都当作弱者的慰藉、精神的骗局。他就是要“将先前一切自欺欺人的希望之谈全部扫除，将无论是谁的自欺欺人的假面全都撕掉，将无论是谁的自欺欺人的手段全都排斥……”（《华盖集·忽然想到的·八》）大有破釜沉舟、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气概。

社会给人的希望是它具有不断完善的可能性，并最终达到臻于美满的境地，使人从中获得世俗的福报。倘若这种可能性已经十分艰难而渺茫，或者世俗的福报不再为人们所稀罕，他们会将希望诉诸天上，祈求灵魂的救度和精神的超越。可依鲁迅的知识信念，这两种可能性都是一种断灭。因此，他“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野草·墓碣文》）。鲁迅既于社会变革的狂热之际体会到极地的寒意，又于宗教拯救超度的晴空中看见深渊，就难免要走入绝望或无望的境地。他在《影的告别》中写道：“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然而你就是我所不乐意的。朋友，我不想跟随你了，我不愿往。我不愿意！呜呼呜呼，我不愿意，我不如彷徨于无地。”（《野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