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兵们由于有马，坐的是大木船，还有一艘轮机船。我们步兵坐的是牛皮筏子。长征以来，我们渡过大大小小数不清的河，却第一次看见牛皮筏子。它是用整张牛皮做的，据说制作过程十分复杂：先从牛屁股开始，把牛的五脏六腑连同骨头、肉都掏出来，这时牛就成了一个只有皮的空壳子；再把扒空后的整张牛皮泡到碱水里鞣制，然后用牛皮绳在鞣好的牛皮上该缝的地方缝，该扎的地方扎；缝好扎好后，再用皮囊从留着的一个小口儿里往里面充气；等气充足了，再把最后这个口儿扎牢，一个牛皮筏子算是完成了。做牛皮筏子，难就难在不能有一点儿纰漏，如果整张牛皮上有一个针尖大的眼儿，或者哪儿没有缝好扎好，这个筏子就算废了……坐在牛皮筏子上，望着身边涌动的黄河水，我的心中忽然涌上一阵酸楚，眼前不禁闪现出一年前的情景。也就是这个季节，我们两万多红军集结在黄河边上（不过不在敌人重兵把守的河口，当时西征的渡河地点是距此一百六十多里的靖远虎豹口），准备执行打通国际路线的任务，那些兴奋的脸庞至今依然历历在目。时间仅仅过去一年，如今我们却穿着国民党的军服，又站在了黄河岸上。一年前是向西走，现在要往东行。从上船到过河，我们这些“原红军”（我认为此时用这样的称呼比较恰当）没有一个人说话，都是一脸庄严。我想大家的心情是一样的。

之后，是过兰州。

过兰州是在夜里。马家军一般不在夜间行军作战，但过兰州是个例外。过兰州那天，我们很晚（大概已经过了中午）才从一个叫西固城的地方出发。之前听说快要过兰州了，我们都有些兴奋：自长征以来，我们每天都在钻山沟，哪里人少往哪里走；现在成“国军”了，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走进大城市了。出于好奇，我们都想看看国民党控制下的兰州到底是个什么样子。那天一路行军，走到后半夜才停下来。休息的时候我们互相打问，离兰州还有多远。一个马家军官佐笑着告诉我们，兰州早过了。

我们都一怔。

怎么过个兰州城还这么诡秘？

为什么呢？

一路荒山野岭都走过来了，黄河也过来了，为什么偏偏在国民党重兵把守的兰州，要做贼似的溜过去呢？马家军的长官们到底怕啥呢？怕我们跑吗？怕我们闹吗？一路上都跑不掉，都闹不起来，进了国民党的窝子，还能跑脱，还能闹起来吗？

那么，他们为什么要瞒着我们，在夜里悄悄过兰州呢？我们百思不得其解。

后来我们才知道，悄悄过兰州，他们其实怕的并不是我们，而是兰州城内。

那时候，兰州城里已经有了八路军的办事处，专门营救西路军失散人员和被俘人员。骑兵师师长马滔从西宁出发时，马步芳特意交待过，为防止进城后我们这些战俘被八路军办事处发觉，过兰州一定要在夜里。

对于我们这些整天在祁连山的深沟大壑间修路架桥的补充团的战俘来说，这是迟到了很久的消息。我们为此感到惋惜。如果我们早些得知这一情况，我们可能设法和八路军兰州办事处取得联系，采取另一种方式，与马家军斗争或进行日后的“合作”。

可惜，我们对此一无所知。

其实，中央对西路军的营救工作早在二月底就开始了。

那时，西路军败局已定。中央军委获悉西路军危急后，即组成了以刘伯承为司令员、以张浩（即林彪的堂兄林育南）为政治委员的援西军，准备增援西路军。三月初，援西军由陕北出发，进至甘肃镇原时，得到了西路军兵败祁连山、已分散行动的消息，只好取消了原先的增援计划，而将任务改为就地营救和收容西路军失散人员。直至一九三七年八月，援西军奉命开往陕西三原改编抗日，在镇原驻防了整整六个月。

红军在三原改编成八路军后，营救西路军被俘人员的任务落到了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的肩上。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的党代表是德高望重的谢觉哉，处长是彭加伦，在他们的艰苦努力下，包括张琴秋、刘瑞龙、魏传统、王定国等人在内的大批红军被俘将士回到了党的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