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对于被编入马步芳补充团、马步青补充营的我们这部分战俘，兰州八路军办事处虽然尽了最大努力，但收效甚微。几十年后，我在一份《党中央对西路军的营救》的资料中看到这样一段话：

1937年10月，谢觉哉致电周恩来、叶剑英：“马步芳、马步青收编西路军被俘人员二三千，请南京或西安方面命令遣还。”11月，朱德、彭德怀致电谢觉哉：国民党当局允许将被俘的西路军千余人拨为八路军补充团。谢觉哉、彭加伦还就营救西路军之事多次与甘肃省主席贺耀祖、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洽谈。但“二马”方面，矢口否认关押红军。于是吴鸿宾（回族，地下党员）、张文彬（党的秘密联络员）又将被俘红军的情况写成调查报告，由谢老交给贺耀祖向马步芳索要。马步芳无法抵赖，只好陆续将一部分被俘红军移交兰州国民党中央军……

这份材料中所说的“收编西路军二三千人”是不是指我们这批，还难下结论。因为西路军失败后，有九千将士先后被俘，陷落虎口。而“二马”的补充团、补充营人员又经常处于流动状态，今天这部分战俘走了，明天那部分又来了。抗战爆发后，前线向马步芳要人，这种“调动”更加频繁。因此要真正搞清这类材料中之所指，十分困难。

如果指的是我们这批，则撰文至少有两处明显的错误。

一是时间，从上文所记，被俘红军移交国民党中央军的时间当在十一月之后，而我们却是在十月初从花石峡出发的，时间不符。

二是移交方向，上文说是移交给兰州的国民党中央军，而我们恰恰趁着暗夜，越过了兰州，没有在兰州留下一兵一卒。移交方向不符。

记述这么重要的史料，执笔者决不会出现这样明显的纰漏。由此推断，此文决非笔误，而是另有所指。果真如此的话，在我们之前之后，不知有多少被俘红军被“二马”以马家军之名送到了抗日前线……

过了兰州，继续东行。

天已经放晴了。由于才是初冬，不算太冷，太阳一出来，地上的积雪马上就化了，泥泞中，我们走得很慢。马家军的军官们骑着马，依旧围着我们跑来跑去；齐闯依旧像守护着什么宝贝似的摆弄着他的那条破德国造；程子和还在不住地骂娘，骂身上的那身“皮”，还不住地说着那次让人沮丧的“逃跑”，由“逃跑”又很自然地说到了韩江雪。

说到韩江雪时，程子和的面目才开朗起来，眼睛发亮：“想不到马家军中也有奇女子、伟丈夫！”

韩江雪依然一身戎装，骑着她的小红马，与她的勤务兵翠娥一起，一前一后地奔跑在山上山下。她们把一抹清新留在沉闷的行军路上。

马家军的骑兵们又唱起了家乡的“花儿”：

石崖头上的墩墩草，

镰刀老了者没割。

这个尕妹我瞅下的早，

羞脸大着个没说……

“花儿”落下去，我们又唱起了苏区的红军歌曲：

当兵就要当红军，

处处工农来欢迎。

穷人参军为革命，

红军打仗为穷人……

在这样的时刻，我们用这样的方式，顽强地表示着“我们”的存在……

我注意到，在我们第一次唱红军歌曲时，旅长马成义勒住马，拧着眉头，站在路边盯着我们看了好一阵。我们没有理会他，继续唱。马成义没有说什么，打马走了。

这是一种默许。

有了这种默许，以后再行军，我们便无所顾忌地唱开了。马家军的骑兵唱“花儿”，我们唱红军歌曲，你方唱罢我登场，我方唱罢你再来，真有点儿像我们在苏区时集会前的“拉歌”。我发现，在我们唱红军歌曲的时候，马家军的骑兵们没有人说话，静静地听得很专注，脸上露出新奇的神色。

后来听说马滔问过马成义：“你们旅的那些红军娃娃在路上唱啥呢？”

马成义说：“谁知道！我们唱我们的调调，人家唱人家的调调。”

马滔说：“得管住些，莫要唱乱了心。”

马成义说：“管啥呢，唱歌又不是造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