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务兵走了以后，又坐了一阵，马步旗抬起头来，突然对我说：“我想她呢。”

我不知说什么好。

见我没有吭声，他又说了一遍：“我想她呢，天天都在想。”

“……”

我知道自己的嘴努力张了张，但没有发出声音。

说完，他把头深深地勾了下去，好长时间没有抬起来。天已经黑严了，看不清他的脸，但能感到他那因激动而急促起来的呼吸。我确实没有想到，这么一个看似粗俗的武夫，竟还这么的儿女情长。此时，我竟有些同情起他来。

但我不知怎样来安慰他。我知道，思念是没法安慰的。

又静静地坐了五六分钟，他终于抬起头来，看着我，问：“你说，我咋能管住自己，不想她？你知道么，我真怕自己疯了。真的，我怕我快疯了。”

此时，“新婚燕尔”这个词突然跳到了我的脑子里，我便安慰说：“新婚初别，等过去这一阵，大概就好了。”

听我这样说，马步旗赶紧摇头，说：“不是，张角，你……甭胡想。”说到这里，我见他又把头低下了，他说，“张角，我说出来你可甭笑话，甭看我一口一个‘老婆’的，直到现在，我们还只是名义上的夫妻……”

我不由“哦”了一声。

马步旗从那声“哦”里听出了我的惊讶，头又抬了起来，说：“我听出来了，我刚才那句话的意思你明白了。是的，就是那回事，张角，你甭笑话我……”

我嗫嚅：“营长……”到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一直在支支吾吾，其实并非语言贫乏，而是自己的情感正处于一种不可自拔的矛盾之中。我同情他，同时又憎恨着他；我替他难过，但同时又有一种淋漓尽致的快感……

为什么？

因为他向我倾诉的对象是红军，是我九死一生的战友，是我的亲姐妹……在他向我倾诉的同时，另一个声音执拗地把我拉到另一个角度，另一个立场。

意识到这一点后，我开始正视自己，开始正视在痛苦中煎熬的马步旗，在下面的谈话中我不再感到慌乱和为难。

这时，马步旗又重复了一句刚才说过的话：“张角，我刚说的是真的，我们还没有那个……”说到这里他不往下说了，也许他觉得他已经说明白了。

我说：“那是你们还没有感情基础……”（我此时说得很利索）

我还没有说完，他就把我打断了。他说：“感情啥哩，基础啥哩，八月十五在操场上一配对儿，拉回去就成两口子了。我还没咋呢，脸上就被她抓了个五马六道……”说到这里，他不但不恼，还“嘿嘿”地笑了两声，笑完又说了句，“那时候，她好恶。”说罢，又嘿嘿地笑了笑。这是我们整个谈话过程中，他仅有的一次舒心的笑。

他最后这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说她“好恶”的时候，用了“那时候”这句话，这暗示着之后的情况有了某种变化；还有他的那种舒心的笑，也有某种暗示的成分。但是，会有什么变化呢？他不是说过，至今他们还只是名义上的夫妻吗？

是什么使这个名义上的丈夫那么思念名义上的妻子呢？

我又跌到了疑团里。

这时，我看见他下了炕，拖拉着鞋，走到窗台那边寻找着什么。我纳闷地问：“营长，你在干啥？”

“找灯呢。”

“不喊勤务兵？”

“不用。”

说话的当口，我看见窗台前亮起了一点小火光。马步旗点着了小油灯，用一只手端着，另一只手挡着风，小心翼翼地走过来，把灯放在了小炕桌上。

他在原地方坐下了，又神秘兮兮地对我说：“张角……哦，张排长——你看，张角叫顺嘴了，总改不过来——今天咱说开了，我就干脆全倒给你算了，我有样东西想让你看一看。”

他要我看什么？我又一次掉进了糜子坑里。

尽管外面一片漆黑，房子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他还是仔细地把屋子四周扫视了一遍，然后把手从军服的前襟伸进去，在贴身的衣袋里摸了半天，掏出一个精巧的羊皮袋。之后，又小心翼翼地把羊皮袋打开，从里面掏出一张摺得整整齐齐的黄草纸。我注意到，马步旗在做这一系列动作的时候，手一直在微微发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