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祖父摸摸阿宝的肩膀说，爸爸最近好吧。阿宝说，好的。祖父说，一脑子革命，每年只看我一次。阿宝不响。祖父说，当年跟我划清界限，出去做洋装瘪三，天天开会，后来爬进一只长江轮船，到江北去。阿宝说，后来呢。祖父说，后来，再做上海洋装瘪三，参加革命，寻饭碗，吃饭，哪里是电影里讲的，有经费，有安排，全靠自家去混。阿宝不响。祖父说，做情报，做地下党，蹲日本人监牢，汪精卫监牢。我去探监，人已经皮包骨头，出来养了半年，又失踪，去革命了。阿宝说，后来呢。祖父说，后来就跟阿宝姆妈，浙江地主家庭小姐结婚，到香港一年，养出小囡，当场送人，因为啥，要革命。阿宝不响。祖父说，我一直看不懂，人还是要住皋兰路，讲是租房子，为啥不蹲闸北滚地龙，住番瓜弄棚户，为啥不做码头工人，革命么，吃啥啤酒，吃啥烟斗丝。阿宝不响。祖父说，吃辛吃苦，革到现在，有啥名份好处吧，只是打打算盘，记两笔草纸肥皂账，心里不平呀。阿宝不响。大伯旁边说，革命到了头，有啥名分吧，一点不搭界。祖父说，做大阿哥的，肚皮里有啥货色呢。大伯说，啥。祖父说，穿得山清水绿，吃吃白相相，房间里一套《万有文库》，赚过一分铜钿吧。大伯不响。祖父说，做人就要名分，孙中山，华盛顿总统，也要名分。阿宝不响。祖父说，做男人，经常左右为难，多少尴尬。阿宝说，嗯。祖父说，我也是尴尬人，天心不许人意，只要一个疏慢，就有果报。阿宝说，嗯。祖父说，我现在，就是吃一口老米饭，有啥事体做吧，无啥可以做了。

以前，多数是下午，车子开到南昌路幼稚园，祖父接阿宝去兜风，到城隍庙吃点心，然后送回来。阿宝娘从来不提。阿宝稍大，有时去思南路，祖孙讲讲闲话。祖父已经老了，原有几家大厂公私合营，无啥可做，等于做寓公。出头露面，比如工商联开会学习，让大伯出面。每月有定息，一大家子开销，根本用不完。祖父唯一的作用，是掌握银箱。只有这个小地方，可以保存原样，祖父捏紧钥匙，开开关关，最近几年食品紧张，看起来是响应计划配给，买来黑面粉，六谷粉，山芋，让大脚娘姨烧一锅菜粥，南瓜面疙瘩，也是摆一种姿势。两个伯母，轮流用煤气烤箱，每只铁皮盒子摆一个面团，涂一层蛋黄，做小面包，蛋糕，烤鸡胸肉，咖喱卷。这幢大房子，每星期消耗鸡鸭蛋品等等，是黑市最紧俏物资。海外亲戚不间断邮寄食品到上海，包括十磅装富强粉，通心粉，茄汁肉酱，听装猪油，白脱，咖啡，可可，炼乳。上海普及电视，约是1980年前后，电视台开播时间是1958年，当时全市只有三百多台电视机。1960年，思南路客厅里，有一台苏联电子管电视机，一次有了故障，上门维修的青年，留短髭，飞机头，小裤脚管。祖父付了钞票，青年接过，分两叠，塞进前后裤袋，因此裤子更瘦。阿宝身边，玉立婷婷的几个堂姐姐，矜持好奇。青年讲了调频方式，拿出一张纸条，对堂姐说，以后有啥，就打电话，再会。其实当时，只有一个频道，基本与电影档期同步，国泰，淮海头轮影院海报出来，电视里也播。有天吃了夜饭，阿宝推说找同学温课，溜进思南路，电视机面前，是祖父一人。祖父说，我刚刚发了脾气，全家不许看电视。客厅空阔，每扇门背后，像有人细听。原来大伯与叔叔两家，各买一架落地收音机，孃孃晓得后，告诉了祖父。伯叔两家大大小小轮番说情，祖父坚持退货。孃孃搬回思南路，矛盾不少，伯叔两家本就为房间多少，家具好坏不和，突然进来一个多余的妹妹。大伯让出一间让孃孃住，表面客气，心里讨厌。祖父说，资产阶级确实不像样。我如果早死，思南路也就吃光，败光了。阿宝不响。电视里黑白帷幕一动，走出一个三七分头，灰长衫的青年，一口上海话，上海电视台，上海电视台，现在开始播送节目，现在开始播送节目，今朝夜里节目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