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消解性别》（Undoing Gender）一书的最后一章，巴特勒主要以自身的治学经验，见证哲学在哲学学门以外开枝散叶的情形。她将寄居在别的学术领域的哲学学者称之为哲学的“他者”，而且提出一个相当斯皮瓦克式（Spivakian）的问题：“哲学的‘他者’能否发言？”她提到早年自己处理黑格尔哲学中欲望与承认的问题时指出：“欲望一方面想否定他者的他者性（即：因为他者的结构和我的相似，占据了我的地盘，威胁了我的单一存在），另一方面则又处于这样一个困境：它需要那个他者，又害怕自己成为那个他者，被那个他者所攫取。”（Butler，2004：240）欲望与承认界定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自我虽然在他者身上看到自己，却又深感受到威胁，因此必须否定他者——否定的形式与方法很多，从反移民到入侵伊拉克，我们看到程度不同的否定。为抵拒对他者的否定，巴特勒也因此提到承认的重要性。从泰勒（Charles Taylor）阐述承认的政治开始，过去二三十年，承认的议题在英美学界的讨论已经很多（参考Taylor and Gutman，1994；Honneth，1996；Markell，2003等），巴特勒则把这个议题进一步带到另一个面向，要我们承认生命脆危，承认对他者的义务或责任。她延续在《消解性别》一书中对承认的论证指出：

譬如，说生命会受伤，会消逝，会被摧毁，或者系统性地被忽略以至于死亡，不仅是在强调生命有限（死亡无可避免），也是在强调生命脆危（生命因此需要诸多社会与经济条件以便能以生命存续）。脆危性暗示生命存在于社会中，暗示一个人的生命在某个意义上总是掌握在别人的手上。脆危性也暗示生命对我们认识与不认识的人暴露；暗示生命对我们所认识，或略微认识，或根本不认识的人的依赖。相对的，对别人（大部分身份不明）的暴露与依赖也暗示了生命会受到侵害。这一切不一定出于爱甚至关怀的关系，但却构成对他人的义务，这些他人大部分我们都叫不出名字，也不认识，对意义上确定的“我们”是谁而言，他们也许有也许没有熟悉的特征。换成一般的说法，我们可以说对“他人”具有义务，同时假设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知道“我们”是谁。（Butler，2009:1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