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发现了民间文化与所谓的高级文化形态的一个重大差别，那就是：邪恶成了民间的保护神（实际上也是《旧约》与《新约》的重大差别之一）。也就是通过对邪恶的再现，通过对恐惧的模仿，来抵御邪恶、克服恐惧。实际上，这应该成为现代小说叙事学的一个关键问题。但是，在中国传统的民间面具文化中，对于“邪恶”的关注，常常被一种“乐感”文化代替，风格和语调都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同时，它也不具备“狂欢节”的文化瓦解特征，而是变成了一种个人技艺，一种杂耍。高行健先是将面具文化从自然或原始宗教领域引入了现代文化领域。他这样议论：

它不插上虎须的时候，完全是一张纹了面的原始人的脸……这张脸将人身上的兽性和对于自身的兽性的畏惧表现得淋漓尽致。人无法摆脱这张面具，它是人肉体和灵魂的投射，人从自己脸面上再也揭不下这已经长得如同皮肉一样的面目……

他好不容易终于摘除了套在脸上的面具……可他又不肯再戴上新的面具，诸如持不同政见者、文化掮客、预言家或暴发户。

很明显，高行健是讨厌、反对面具的。他渴望一张没有面具的真实的脸。他一个劲儿地谈论面具，谈得越多，误解越多。因为他忽略了真正的面具文化的神秘性和复杂性。按照面具文化的要求，越是将它的邪恶性发展得淋漓尽致、触目惊心，就越能达到对邪恶的抵御功效。高行健似乎不想这样，他的面具突然模糊起来了。在面具文化的领域里，他好像突然消失了，就像土行孙施展了遁地术一样。但我突然在另一个地方发现了他那改头换面的面具。原来他将面具文化转身就引进了“美学”领域，或者说将它变成了一种个人的技艺和杂耍。

这种“面具美学”在高行健式的小说叙事上的对应物，就是不断转换叙事视角，一个人换成几个人称说话。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灵山》是以人称代替人物，以心理感受来替代情节，以情绪变化来调整文体，无意讲述故事又随意编造故事，类似游记又近乎独白的小说。”面具文化，作为一种原始人神秘的共同文化体验，在这里被简化了；作为一种隐含诙谐、荒诞、再生要素的严肃性仪式，在这里变成了一种个人性的技艺杂耍，个人一相情愿的严肃性。人物只有一个，人称却是多样化的（我、你、她、俺、伊）；面孔只有一张，面具却是多形态的。小说叙事角度或人称的不断变化和转换，就是面具变换的特殊形式或虚拟形式。所以，实际上并不像他自己说的那样玄乎，什么现代汉语表达上的探索、东方精神之类。有一句话他说得很精辟：“生出浸透东方精神的一种现代文学。”这种东方精神，并不是瑞典文学院的老人们能轻易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