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也被他聘为哲学系讲师，讲授印度哲学。起因也只是蔡元培在《东方杂志》读到过梁漱溟的一篇论文：《究元决疑论》。蔡元培看到以后很感兴趣，觉得写得很好，当即决定聘请他。梁漱溟仅为中学毕业，据说考北大也没考上，按现在的话说是北大的落榜生，他死活都想不到有一天会到北大任教，所以刚接到邀请时左推右推不敢去。据梁漱溟在《忆往谈旧录》中回忆：“记得有一天，蔡先生约我与陈仲甫先生（独秀）相会于校长室，提出请我担任印度哲学一门课程（陈先生新聘为文科学长，相当今所谓文学院长）。我说我何曾懂得什么印度哲学呢？印度宗派那么多，我只领会一点佛家思想而已。要我教，我是没得教的呀！蔡先生回答说：你说你不懂印度哲学，但又有哪一个人真懂得呢？谁亦不过知道一星半点。我们寻不到人，就是你来吧！我总不敢冒昧承当。先生又申说，你不是喜好哲学吗？我自己喜好哲学，我们还有一些喜好哲学的朋友，我此番到北大，就想把这些朋友乃至未知中的朋友，都引来一起共同研究，彼此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是要当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共同学习好了。他这几句话打动了我，我只有应承下来。”

青年梁漱溟由此踏上北大的讲台。

当年蔡元培写信给在法国的朋友，请他们帮助物色文学、哲学、美学方面的教授，“拟于各门研究所，以一本国学者为主任，而聘一欧洲学者共同研究；讲授则本国学者任之。此本国学者，以大学毕业后，再在英、法、德等国研究数年者为合格。”此信公开发表在8月15日出版的《旅欧杂志》上。

就这样，留欧归来的李四光、王世杰、丁燮林等各个学科的学者陆续进入北大。

仍留着一个小辫子的辜鸿铭其实不是蔡元培聘来的，但他没有辞退辜鸿铭，仍聘他为英文教授。

蔡元培在《我在教育界的经验》说：“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认真教授，以提起学生学问的兴会。”这正是他整顿北大的第一步。

一时间，蔡元培聘请了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梁漱溟、刘半农、鲁迅、周作人等具有革新思想和丰博学识的新派人物到北大文科任教。此外，马叙伦、马寅初、沈尹默、辜鸿铭、熊十力、陈垣、陈大齐、周鲠生、萧友梅、沈兼士、陶孟和、王世杰、陈启修、高一涵、朱希祖等一大批国内知名专家学者，也先后被聘为北大文科、法科教授、导师。在理工科方面，当时国内第一个介绍爱因斯坦相对论的物理学家夏元，被蔡元培聘请为理科学长。此外，他还聘请了知名学者翁文灏、朱家骅、李四光、丁燮林、颜任光、秦汾、何杰、王星拱、李书华、丁文江、俞同奎、冯祖苟以及外籍专家葛利普等为教授。

此时的北京大学名师荟萃、人才济济，学术气氛浓厚活跃，教学科研盛况空前。据1918年初的统计，北京大学全校共有教授90人，从其中76人的年龄来看，35岁以下者43人，占56.6%；50岁以上者仅6人，占7.9%。而最年轻的教授徐宝璜当时只有21岁，刘半农、胡适也只有二十七八岁，陈独秀也才38岁。这样一支年轻而富于活力的教师队伍，一扫北京大学的陈腐之气，使之成为鲁迅先生所说的“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

蔡元培上任不到一年，北大气象焕然一新。他的现代大学改革理想“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也开花结果。蒋梦麟在《苦难与风流》中写道：“蔡元培时代的北大，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都同样有机会争一日之短长。”

那时的北大课堂，两位老师可能同时上课，学生们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蔡元培也期望学生在听过这些不同观点之后，自己有一种思考、判断和选择。师生们虽然互相在政见上、学术意见上不一致，互相对立甚至互相谩骂，但是没关系，因为他们是在这里讲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