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民族主义高涨的年代，陈独秀和他的政治理念更有市场。“新文化运动”迅速转向，胡适后来不无遗憾地说：“我们那时可能是由于一番愚忱想把这一运动，维持成一个纯粹的文化运动和改良运动—但是它不幸地被政治所干扰而中断了！”

唐德刚后来解释道：“胡先生是反对五四运动的。他认为新文化运动的夭折，便是把五四运动政治化的结果。新文化运动这部列车，被这批小伙计扳错了方向盘，就横冲直撞起来。结果，目的热，方向盲，列车出了轨、翻了车，弄得伤亡遍野。可怜的老胡适也被弄得教授当不成，新文化运动前功尽弃，而跑到纽约来落草。所以他反对五四运动。”

据《胡适口述自传》记述，胡适的观点是，“新文化运动才是那害了两千年瘫痪病的中国固有文明的对症良药，是当前救国救民的惟一道路”。胡适的理想是在一个非政治化的环境下投身文化与科学教育，再造文明，完成中国的文艺复兴。经历了100年往回看，胡老夫子不是没有他的道理。忽略真正的文化和教育，仅图一时一势的革命，是不能真正改良社会的。

1948年9月，国民党政权行将瓦解，胡适的和平改良梦破碎之时，他发表了《自由主义》一文，“自由主义的第一个意义是自由，第二个意义是民主，第三个意义是容忍反对党，第四个意义是和平的渐进的改革”。后来，胡适也看大陆批判他的文章，极不以为然，不是因为批判本身，而是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的信徒，他坚持没有学术自由，就不会有学问。

自由主义者在中国的处境是困难的。胡适在上世纪30年代进入上层政治圈，是蒋介石的“诤友”，希望能够以一己之力影响领袖。但是，到后期，蒋介石对这个不时要宪政，动辄谈民主的“诤友”越来越不耐烦，胡适也愈加“左右为难”了。

上世纪50年代在台湾发行的《自由中国》，胡适是挂名发行人，也是精神领袖。具体负责人雷震在岛内屡次反对蒋介石的威权，终因筹建中国民主党而被捕。胡适向蒋介石求情未果，在日记中自责“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就像他无法左右“新文化运动”的走向一样，“胡适的种种表态”，胡适纪念馆馆长潘光哲说，“既阻止不了雷震为新的反对党催生而努力的行动，也抗拒不了以蒋介石总统为首的党国威权体制扼杀这个反对党的逆流”。

余英时对胡适所坚持的政治理念有一段相当公允的论断：“胡适一生在政治上追求民主、法治、自由、人权等等普世价值的实现，而且他反对暴力革命，坚持渐进的改革……他全力倡导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等，全力争取人民有批评执政党及政府的合法权利。”

无容忍，不自由

曾经同在《新青年》共事过的鲁迅，对陈独秀和胡适有过极为生动的描写：“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地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

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透露出的只是鲁迅的性格，而宽容温厚却是胡适的真性情。胡适把他的宽和溯源到母亲的影响。1933年出版的《四十自述》中胡适这样说：“我母亲待人最仁慈，最温和，从来没有一句伤人感情的话。但她很多时候也很有刚气，不受一点人格上的侮辱。我在母亲的教训下住了九年，受了她极大极深的影响。我十四岁就离开她了，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二十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我。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做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