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金雯

知识界长期以来都有一种审丑化，比如，一个人在图书馆翻资料翻到口臭这种事，就不要作为勤勉的标杆拿出来说了，那不过是求知路上的槽点。知识分子的肥肚也是一种不节制的象征，穿上抹胸裤只意味着你跟官员气质趋近——这是知识分子品性的倒退。中年之后，你便不能再怪父母，而要自己为外貌负责了。当肉体不可避免地松弛懈怠时，用内在来控住自己的容颜也是修为的一种。

莫言获诺贝尔奖的时候，大家最关心的，除了他讲什么，就是他会穿什么。但是，即便如此，外貌衣装协会还是不能理直气壮，你凭什么要求搞学术的人穿得像时尚圈的，脸是爹妈给的，你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去整容抽脂好符合那个肤浅的外在美。电影《小时代》火爆上映时，作家王安忆表示，她对中国年轻人如此热衷消费文化感到难以理解。对她们这代人来说，穿什么衣服、拎什么包，这么简单幼稚的事，有什么好追捧的呢？对于衣着、外貌的评判似乎是一个复杂的代际问题。王安忆每次现身大众媒体都穿得那么难看，并不妨碍她写出很棒的小说。如今活跃于一线的教授、知识分子很多都是下过乡、插过队，从稻田里爬上来的，三十年前还在穿假领子，三十年后让他对三件套西装有深入研究，当然是困难的。

民国先生之所以风度翩翩，大致也是靠那几张有限的相馆照片，好歹是收拾过上的镜，翩翩的概率必然会高一些。“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鲁迅一条棉裤穿一个冬天，还一口黑黑的坏牙，但是在版画上身高1.61米的鲁迅先生也可以显得很伟岸。

作为同性，“面白而丰，夏天绸衫飘飘，风度翩翩”（臧克家语）的梁实秋对于男人的某些劣行有入木三分的体察，也更有要求。比如“有些男人，西装裤尽管挺直，他的耳后脖根，土壤肥沃，常常宜于种麦”。在邋遢、肮脏背后是品性，这一切则皆因为“懒”，“什么事他都嫌麻烦，除了指使别人替他做的事之外，他像残废人一样，对于什么事都愿坐享其成，而名之曰‘室家之乐’。他提前养老，至少提前二三十年”。男人不仅懒，而且“男人多半自私。他的人生观中有一基本认识，即宇宙一切均是为了他的舒适而安排下来的。除了在做事赚钱的时候不得不忍气吞声地向人奴膝婢颜外，他总是要做出一副老爷相”。

所以，那些恶形恶状分明都是有深刻内在原因的。

点开什么“厦大教授‘诱奸’女学生”之类的社会新闻，看到的教授正装照又是不出所料地一副没救的中年人的样子：松弛浮肿的脸，木然的神情，T恤扎进裤腰里，那腰身早就消失多年，只见一个虚浮的肚子。光看这外貌，再联想到女学生的举报，你就只能在脑海中浮现“权色交易”一词。这当然只是审美角度产生的判断，是直接的感官反应。这也是相关资讯长期洗脑的后果，教授与女学生不再是师生之谊，而是充满各种暧昧联想。所以，教授被称为“叫兽”。伪基百科对于“叫兽”行为有过描述：“叫兽”是只出没于大学之内的生物，而且对于可爱的女大学生特别感兴趣，据说有时会在四下无人时以推倒可爱的女大学生为乐。但在众人面前则会表现出伪学术伪持平的伪面目。

大学的“行政化”让教授都充满了官员气质。他们在审美趣味上，与那些权力核心的一把手十分趋近。他们外貌、气质不是没有规范，而是很有规范，中庸持重、不喜形于色，那是能混迹官场的本事。他们传达的美学标准又是如此的乏味，他们只是想要那些年轻而易于掌控的女人。当然，也有偶尔失控的时候，那就是女学生开始反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