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如何给“同等学力”的人留出空间

高校注重学历有相当的合理性，西方及港台大学大体也是这种模式。因为学历是一个人学术训练的基本前提，在没有其他能证明一个人才能的条件下，学历还是最公平的，也有相当程度的可操作性。高校特别注重学历，这本身并没有错，但它的不完善处在于注重高学历的同时，没有给“同等学力”的人留出余地。

学历是证明一个人受过某一方面专业训练的最有力证据，也是说明一个人基本能力的原始证明。在现代社会里，这是管理社会的主要方式之一。但学历本身并不是目的，而只是一种说明身份的资格，这个资格的最终目的是要证明有这样资格的人有可能在学术上做出更大的成绩。

应该说，学历是一个社会的常态管理，也是主要管理方式。但一个正常的社会，必须在常态之外给特殊情况留出空间，让那些没有高学历，但在他们所选择的专业上做出了成绩的人，能有更多活动的空间。在实际操作中，学历肯定是一个社会正常的用人手段，但如果在使用这种手段时，不考虑到“同等学力”的情况，对于学术的发展是不利的。老清华和老北大，也是特别注重学历的，那个时候如果没有高学历，特别是洋学历，在那里也不好混。但那时的大学一般都给“同等学力”者留出了空间，也就是说，在注重高学历之外，常常会有特例。

一般说来，自然科学方面的特例比较容易判断，像华罗庚，他就是比别人算得好，这一眼就能看出。而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标准较难掌握。但不管怎么说，在常规之外，为特殊人预留空间应该是必需的，实际操作中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是一回事，留不留这样的空间则又是一回事，过去大学里总有这样的情况。

现在高校不能在常态之外有特例，主要是因为学术体制的关系，并不是高校里的人没有慧眼。因为一般说来，只有在完全教授治校的情况下（教授有财权与人权），人才的合理流动才会真正成为现实。而现在，一个系主任是很难有权把一个他所看重的人才轻易收罗进来的。现在做不到不拘一格选人才，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往这方面想，甚至认为这样的传统早已不存在了。

最看重“同等学力”的人，最好是一个最有资格的人，因为他们有资格，所以才不会让人以为是为自己的出身找安慰。像蔡元培，他是晚清翰林出身，你总不能说他看重“同等学力”是为自己的出身找说法。还有胡适，他是一路考上来的，要什么有什么，所以他来讲“同等学力”就很有说服力。

（谢泳：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摘自

谢泳缩写《自己的经历》一文，发表在谢泳所著、

知识出版社出版的《厦门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