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效民：傅斯年的一生，始终没有把学位太当回事

一方面是学历过剩，一方面是能力太差，此乃中国教育和中国社会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近年来，文凭造假事件屡屡发生，不仅在中国早已形成气候，而且还有不断向国外发展的趋势。比如去年 11月间，曾有 50名中国学生因为涉嫌造假，被英国纽卡斯尔大学开除；今年 4月，又有数百名中国学生在法国涉嫌买卖文凭受到警方调查，极大地损害了中国学生的群体形象。这种现象，固然与涉案人员的品质有关，但是从整个社会的导向来看，也有值得反思之处。

改革开放伊始，我们刚刚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等主张，就听说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进入“学历社会”。记得当时有一位著名科学家说过：到本世纪末，县处级干部要有本科学历，厅局级干部要有硕士学历，省部级干部要有博士学历。再加上“知识改变命运”的口号响彻云霄，致使大家都认为只有上大学才是唯一出路。于是每年高考来临，都会出现“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景象。

然而曾几何时，不要说本科生了，就连硕士和博士也成了“待业青年”。与此同时，许多企业又哀叹找不到合适的人才。这说明，一方面是学历过剩，一方面是能力太差，此乃中国教育和中国社会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这让我想起五四先贤对类似问题的思考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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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傅斯年的一生，始终没有把学位太当回事。这种观念在那个时代比较流行。例如中华民国成立后，尚在美国留学的顾维钧被聘为总统秘书。当时他还没有拿到学位，如果立刻回国，就会受到影响。他向导师请教，导师说：你都可以当总统秘书了，还要什么学位？又如胡适在美国留学时，也是还没有毕业，就被北京大学聘为教授。于是他的博士学位迟拿了 10年左右。

前不久，我去台湾参加“中央研究院”召开的纪念五四学术研讨会。在一个小型聚会上，几位台湾同行为胡适的学位问题争论起来。争论的焦点是：为什么胡适的博士学位会迟拿 10年左右。为此，我以傅斯年、顾维钧、陈寅恪为例，说明那个时代的人看重的是学问和能力，而不是学位与学历。我知道，台湾同行大多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博士，而我自己连中国三流大学的门也没进过，因此很难说服他们。于是我想，倘若“中央研究院”的老前辈傅斯年在世，也许会扭转这种不利局面。

（智效民：山西社会科学院学者。摘自《没有学位的

傅斯年》，刊于《中国新闻周刊》2009年第 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