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相信世上没有鬼，也因为这点共识而感到高兴，因此就从进来的门出去，设法循原路回到派对上。然而蓝色房间的设计很奇特，一旦打开门走出去就会看到一条走廊，沿着走廊一直走到最后就会通到一座螺旋形楼梯。从楼梯走下去，他们又会回到原来的蓝色房间。他们换走另一道门，结果还是一样。不管走哪扇门，最后都会回到蓝色房间。

有几篇学术论文探讨卢玛斯这个人，也许还有十篇论文探讨他的小说——《伊甸园里的苹果》。不过，他的传记至今还没有人写。18世纪90年代，美国加州有几位酷儿理论学者说，从卢玛斯的日记来看，除了一般记事以外，还为莎士比亚创造的几个男性角色写了许多首未完成的同性恋十四行诗。可是这些酷儿理论学者后来就没有再谈过卢玛斯，或许是对卢玛斯失去了兴趣。大多数人都这样。就我所知，几乎没有人写过关于《Y先生的结局》的论文。曾提到这本小说的论文，全是索尔·伯兰写的。

伯兰教授在一年半以前，参加了一场在格林威治大学召开的研讨会，并发表了一篇名为“Y先生的诅咒”的论文，包括我在内，观众只有四个人。伯兰当时还没看过《Y先生的结局》，不过，他却在论文中探讨这个“诅咒”是怎么编出来的。伯兰的声音很沙哑，听起来很刺耳，他人有点驼背，但说也奇怪，他这样还挺有魅力的。他把诅咒当做某种病毒，而且还把卢玛斯这本著作当做受到病毒攻击的有机体，也因此这本书注定是会灭绝的。他还谈到资料会因为乏人问津而受到污染。最后他得出一个结论：卢玛斯这本书的确被人下了诅咒，不过并不是超自然那种，而是被希望他名声扫地的人下了诅咒。

研讨会开完后还有一场接待会，在格林威治大学的彩绘厅举行。彩绘厅里人山人海，有一位很受欢迎的科学家正好和伯兰同时发表演讲，他在宽敞的下厅里接见粉丝，就站在哥白尼肖像画的下方。我曾经考虑要不要改去听他演讲，不过，我很高兴最后还是决定听伯兰那场。听他演讲的观众，除了我之外，有两个人留着一头白金色头发。如果不是他们的头发，看起来还真像税务稽查员。另外一个观众是女性，年约五十出头，她有一头灰发，不过有粉红色的挑染。他们都没参加接待宴，所以只有我和伯兰一起喝红酒。我们喝得很猛，后来还躲到上厅最远的角落去喝。伯兰穿了一身黑，黑衬衫、黑裤子，还罩了件灰色的羊毛风衣。我已经不记得自己那天穿了什么衣服。

“你会读它吗？”我问他，指的当然是《Y先生的结局》。

“当然会，”他带着古怪的笑容说道，“那你呢？”

“绝对会，尤其是在听完你的演讲以后。”

“很好。”他说道。

伯兰好像不认识下厅里的人，我也一样。我们都不想离开这个角落去和别人应酬。我不太擅长交际，经常不小心得罪别人。我不知道伯兰为什么不过去，或许他只是还没被我激怒而已。

我在彩绘厅内，自始至终都觉得自己像是一大盒巧克力里的其中一颗。咖啡色、淡黄色、金色和红色的巨大画作都在我的四周融化了。我和伯兰也许是巧克力最中间那个苦涩的“硬心”，所以才乏人问津。我们待在上厅的时候，都没人过来找我们讲话。

“我真是不敢相信来听你演讲的人竟然这么少。”

“没人知道卢玛斯是何方神圣，我已经习惯了。”

“我想你是在向‘超有名先生’下战书吧。”我说。

伯兰露出微笑。“你是指吉姆·拉希瑞吗？他或许也没听说过卢玛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