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伦老人又说：“我的祖父就生在这里。我们家祖祖辈辈种地，我8岁上小学，14岁就不读了。现在眼睛不行，字也认不得。这里一直比较穷，从前都是拉纤、跑船、种庄稼的，女孩就出去给人当帮工，跟现在一样，只有到过年才放回来。”

“从前只有地主可以读书，”王正国老人补充说：“我们这里好像也没有地主，只有一个富农。”

“现在拆迁的地方从前叫太洪场，是一条街，开了许多店，热闹得很。”

“81年发大水，现在这19家搬迁户都淹了，家里的水有一米多深。”

两瓶啤酒的工夫，我们一起经历了“太洪岁月”，再一抬头，天色已经暗下来。这时来了几位妇女，问我是不是记者，我说不是，可她们还是把我当成了钦差大臣，纷纷向我诉苦。转眼间，全村的男女老少都围拢过来，黑鸦鸦的人群中，我别无选择。

“就像知道自己有几个孩子，各人都清楚自己有多少亩土地，原先有120亩，现在除三峡工程的淹没地、修公路的占地面积和宅基地，共90多亩，还剩20多亩。但是洛碛镇的王副镇长说：‘土地越多越好。’他宣布，根据不久前的飞机测量数据，原先这里有160亩土地。这凭空多出的40亩地，不仅要我们负担（交公粮和提留款，我们拒交），而且硬说我们还有很多地。要我们怎么活？”一个妇女含着眼泪说。

另一个用竹篓背着婴儿的妇女走过来对我说：“帮我们反映一下情况，如果问题解决，你做了多大的好事情噢！”

人群中我看见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样子很聪明，他看着我像是有很多话说，但却迟迟不开口。群众都推举他，说他知道的最多，可他红着脸，就是不开口。最后才吞吞吐吐地告诉我：“我不敢，说了怕他们找我的麻烦。”我看着他无奈的眼神，从心里没有一点责怪他的意思。

还是妇女们胆子更大些，她们敢说敢当，而且把姓名都留给我。天黑之前，另一个戴黑边眼镜的妇女把我拉到房子后面，指给我看裂开的山岩——这排新房是在打掉的山岩上建成的，原来说好“保障安全，消除隐患”，可裂开的岩石就悬在他们家的后窗上，向领导和有关部门反映了多次，无人理睬。前些日子下大雨，已经有一些山石滚落下来。

“国家到底给移民多少补偿，我们不晓得。文件和数据全在当官的手里，他们怎么说怎么是，我们说什么，没人听也没人理。为了盖新房子（旧房拆了，不盖不行），村里绝大多数人都向亲戚朋友借了大笔的钱，能不能还上都是问题。”农民们如是说，我照原话记。在农民说不清或者我听不懂（当地方言）时，就有一个女孩用普通话为我解释，她一说我就懂了。可她自己却什么也不说，只是解释别人的话，看她岁数不大，但一副很懂事的样子。天黑时人都散去，她还在黑暗中发愣。我问胡勤她是谁，胡勤悄悄告诉我，她叫王超群，去年初中毕业考取万州经济学校（中专），但因父母离异，家庭经济困难而未能入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