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刻我在想，“对照对比对流年，三人三地三本书”，这样一个让人眼睛一亮的写作创意，究竟为什么多年未能实现呢？说三个人都不靠谱那自然是开玩笑，说其中另有“隐情”，或许就能讲得通。这“隐情”就是：“对照记”自然是有趣味的创意，果真要写起来，其实并不容易，起码对我本人是这样。其一，怎么写？我们要写的是“公共话题中的私人记忆”，这不同于平常写时评、书评，说的尽是别人的事；我们需要激活自己的青少年记忆，说一些之前从未披露过的自己的事。“投枪”投向别人总是容易，投向自己时又该如何自处？我们需要多少勇气才能直面往往不堪回首的过去？回避什么，隐瞒什么，当然是作者的权利，但这一权利要如何在“据实直书”前提下得以维护以求适度、适当？其二，写什么？既然是“对照”，那就要写出差异。我们所处的三个华人社会，其政治体制、经济制度、社会状况、文化面貌，差异不可谓不大。但是，选择什么样的主题词才足以呈现这种种差异？更麻烦的通常不是如何写出差异，而是差异大得简直无法下笔。比如家辉曾提出写一期“英国女王”，我和杨照都反对：我们根本无从写起。诸如此类，都需要时间慢慢做理智与情感方面的准备。我甚至想，这一写作计划拖得时间可能还不够长久，我们应该等待一个更合适的时间。我们也应该有足够的时间讨论每期的主题词。好在“对照记”我们计划写三本，第一本暴露出的缺陷还可以由第二本、第三本弥补。

可以想象一下，分别出生在大陆、台湾、香港的三位同龄人，联袂完成一个通过回忆相互对照的写作和出版计划，这在三十年前是可能的吗？二十年前呢？所以，先不论其他，仅凭创意竟然能够实现，且起始于深圳报纸专栏、继之以三地同时出版新书，就用得上铁道部前发言人的一句“名言”：这真是一个奇迹。八○后、九○后对此感触不深，而对六○后而言，这是我们小时候做梦都梦不到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