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身边常常有特务监视。他于1939年11月23日与沈钧儒、梁漱溟、黄炎培等人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时，他在会上的发言被特务全部记录下来；他的住所周遭，常有特务盯梢。张澜并不以为意。他依旧大声指责蒋介石的反共措施，依旧支持共产党，坚决反对一切内战。尽管这些声音奈何不了掌握着武力的蒋介石，却在民间激起巨大回响。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番号被取消，国共双方关系剧变，这也让张澜等人意识到，需要在政治上做一些改变和调和了。

张梅颖：国共合作，蒋介石一贯就是说了不算，所以在皖南事变（中）几乎所有的新四军都遭到了国民党的屠杀。（在当时）抗日是中国最大的事情，大家应该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在这种情况下，张澜、黄炎培、梁漱溟等当时的一些国会议员，觉得有责任站出来成立一个组织，在国共之间寻求民族团结抗战。

他们决定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1年3月19日，在有“民主之家”之称的重庆特园，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秘密成立（1944年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从此，民国的政治舞台上多了一支高蹈民主的生力军，它势必将对中国未来的政局产生深远影响。

民盟成立以后，第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便是主席的人选。继黄炎培之后，69岁高龄、略微口吃、一贯反对结党的张澜被推上了民盟主席的位置。

张梅颖：民盟成立的时候是三党三派（联合），都是知名人士，谁也不太服谁，尽管不再分党派了，所有人都是民盟成员，但是各有各的政治立场。作为一党的主席，当时也只有他能够镇得住。

后来，民盟同仁范朴斋在谈到张澜的凝聚力时说：“民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团体，有人一定以为张先生是一个手腕灵活的人，哪知恰恰相反，张先生的妙处，就在丝毫不懂得什么叫做手腕……张先生的高明处就是‘直’，巧妙处就是‘拙’，就这样，他真的领导了民盟，而且领导得恰到好处。”

民盟在张澜的领导下，成了国民参政会上和蒋介石分庭抗礼的重要力量。

在1942年的国民参政会上，张澜、罗隆基等人就根据民盟纲领提交了一份议案，要求国民党尽快结束训政，实行宪政（军政、训政、宪政为孙中山所设计的政治路线图，军政为“以党建国”暴力革命时期，训政为“以党治国”时期，宪政为“还政于民”时期）。蒋介石恼羞成怒，拍案大骂：“把我当宣统了！”张澜却不以为意，与蒋介石当面辩论长达两个小时，并在此后两年中拒绝出席参政会。

从1938年到1948年，国民参政会共举行过13次会议。虽然它不过是“占有四分之三的主人请四分之一的客人吃饭的会议”，然而张澜却往往能出其不意，在参政会上反客为主。有一次，张澜向蒋介石提议取消国民党的特务机构“军统”和“中统”，并比之为明代的东厂、西厂，弄得蒋介石极为不快，对这个四川人满腹愤怨。

这些事，都给张澜个人的安危带来了极大的风险，但他却并不会在风险前退缩。他去世后，陈毅在悼文中写道：“当时反抗蒋政权就要冒生命的危险，但是张澜主席所领导的民主政团同盟，当时竟敢和蒋介石分庭抗礼……这是一个严重的考验。”

看似文弱的张澜经受住了这样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