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月五元钱生活费不够用？你们两个，果真像人家说的，饿了就啃大饼，渴了就喝自来水？就如这里牢房的待遇？”

“爸爸，我们都是按照你的嘱咐去做的。钱不够用，我们有两只手，我们会挣。我和乔年都认为，苦日子甜。”

陈独秀不语，倒背手，踱了几步。潮湿的石砖地嚓嚓响。

“爸爸，”延年又补充说，“再说，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大牢，我和乔年都愿意这样坐牢。”

一听儿子这么说，陈独秀的眼睛便陡地滚圆了，猛地一个转身：“这话，有底气了！像我儿子说的！可见你们这两年的大饼，没白啃！”

“爸爸，我同乔年除了啃大饼外，这几个月还在啃巴枯宁，啃克鲁泡特金，我们觉得无政府的见解非常有道理。”

“不谈巴枯宁，不谈巴枯宁，什么无政府，徒喊口号而已。”

“爸爸，你不能这样说。五个月之前，我们在上海组织了‘进化社’，专门研究无政府学说，得益匪浅。”儿子激动起来，倔劲儿也随之显现。

陈独秀很喜欢儿子这样的性格，他喜欢自己独特的血脉在儿子身上流通，但是事关根本理论，他觉得还是需要告诫儿子几句，于是他这样说：“克鲁泡特金的文章，读读是不要紧的。但是你是我儿子，所以我必得告诉你，克鲁泡特金这个人，有两张面孔：他一面迷信个人的自由，一面又赞成社会的组织；他一面提倡大规模的交通工业，一面又主张人人自由退出社会；他一面主张抵抗的革命运动，一面又反对多数压服少数！这个人，又卖矛，又卖盾，你买他的货色，千万小心。你鞋带松了，延年。”

儿子系鞋带，不语。

陈独秀说：“鞋带都霉了，回去换一根。我再问你，李大钊先生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读过没有？”

“读过。”

“要读三遍！”

“我会再读的，爸爸。”

“读到了李大钊先生的这句断言吗——试看将来的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读到了。不过，爸爸，我和乔年只服从真理。真理在谁之手，我们听谁。”

“哦，这话，也像是陈独秀的儿子说的！”父亲同意。

“那我走了。爸爸，你千万保重。”

“慢！回上海之前，去看一下李大钊先生，你转告他一句话。”

“什么话？”

“我这些天，最想念的一个人，就是他。”

儿子点点头。

陈独秀大声问：“听见没有？”

儿子赶紧答：“知道了，爸爸。”

陈延年离开笼子二十来步之后，老狱官的脾气便发作出来了。他摇动着一大把闪闪发亮的钥匙，一边摇一边狠狠训斥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该说的话，你一句没说。”

“该说的话，我全说了。”年轻人不服气。

“看起来，”老狱官跺一脚，“你爹全无悔改之心，他是万万不能出牢房的了，免得又毒害我儿子。”

陈延年突然站住了，老狱官差点撞到他身上。陈延年忽然龇牙咧嘴地咆哮：“你白天把这儿当牢房，晚上把你自己家里当牢房！你还有儿子吗？你没有儿子了！你儿子成了你的犯人！你这个该死的老头子，你应当赶快向你儿子投降！”

老狱官半晌回不过神，最后，指着对方，抖着嘴唇说：“你小子大起来，是不是要砍我的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