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去上海。”高君曼说，“延年和乔年要留洋法国，他去送送。然后就去武汉，武汉的人要他去演讲。”

毛泽东暗自一惊，心想，坏了，这不是自我暴露吗？于是他提醒说：“一演讲，不就又要见报？一见报，北京的警察还不盯住他？”

“我也这么说嘛，可谁能拉转他那个牛头？”

话犹未了，忽又听得大门啪啪啪打得山响，末了，又是重重的一脚。

毛泽东大惊：“还是那个警察！”

“你快进屋。”高君曼推了他一下，毛泽东赶快躲进屋子。

高君曼打开门，果然是那个喉咙很粗的警察。“你代他画押不行，还是得陈独秀自己画押。叫他出来！”警察说。

“他头痛，躺着。”

警察推门而入：“那我进去。他躺着也不成！”

“先生，他咳嗽，喀喀喀，喀喀喀，还吐几口血呢！不染着你？”

警察犹豫了。高君曼又说：“怕是牢里带出的疾。”

警察急忙递过检视单：“那你递进去，叫他画个押，画这儿！”

“行。先生进屋坐吧？”

警察摇手：“不坐了，不坐了！”

高君曼走向屋子，心里打鼓。

北房偏冷，毛泽东坐在炉子旁边，伸手烤着。炉子是泥炉，胶泥搪的，像个大肚的酒坛子，外面刷着北京特有的大白粉。

高君曼掀帘进屋，悄声说：“我字儿写不好，烦你帮陈先生签个名。”

黑子说：“妈，这个叔叔是谁呀？进屋就烤火。”

“嘘！”高君曼取出笔墨，“黑子乖，别作声。”

毛泽东问：“陈先生的签名，有样式没有？”

“有。”高君曼取来一叠书，书上有签名。

毛泽东一瞧那笔画笔顺，心中就有数了。他在硕大的古砚上舔舔笔尖，一抖腕，便在检视单上签下“陈独秀”三字，龙飞凤舞。

高君曼挺满意，低声说：“亏得你今天来！”

她赶紧几步出门，把检视单递给警察。警察看一看，收在兜里，跺着脚说：“他姥姥的这雪也止不住！”

高君曼又邀请：“进屋喝碗热茶吧？他眼下也不咳了。”

“不用，不用，”警察慌忙说，“好好管住你男人就行了！”

毛泽东见警察一走，也匆匆离了箭杆胡同。没见上陈独秀，他心里有点不踏实。心里更不踏实的还有一条，那就是他担心陈独秀这一回又要出事。近段时间他很有点相信自己的预感。

就在毛泽东代替陈独秀签字画押的这个月的29日，秘密离京的陈独秀抵达上海。他一出上海火车站，就从上海报纸的号外中，得知了当日在天津发生的“一·二九”流血惨案。天津当局无理镇压抵制日货的爱国学生，重伤学生五十余名，并在直隶省公署逮捕请愿总指挥周恩来以及其他三名学生领袖。这个消息，像一记重锤，砸在他心头。

陈独秀双眉跳起，咬牙切齿，对报童说：“岂有此理！”

报童吓一跳，说：“先生您付钱！”

这是陈独秀头一回知道周恩来这个名字。虽说七年之后周恩来率领四位中共政治局常委来见这位失势的中共总书记时，陈独秀转过头去没有理睬他，但是，从总体上，还是应该这样说，对“周恩来”三字，陈独秀自始至终是尊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