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脚痛。痛得空气从齿缝中出来，嘶嘶响。在周恩来被揪入天津警察厅的一刹那，邓颖超的脚脖子扭了。其时她正像一只小兽般扑上去，扑向那些黑乌鸦似的警察。一个警察踢了她一脚，踢在小腿肚上，把她踢下了粗粝的石阶。十六岁的姑娘右侧倒地打了个滚，右脚脖子扭了。

脚脖子有点红，看看不起眼，但是不能碰，一碰就痛。杨振德从厨房里拧出一块热毛巾，走进卧房，敷在女儿脚上，热辣辣的。邓颖超一边龇牙咧嘴，一边说：“他会怎么样呢？”

“谁呀？”

“周恩来嘛！”邓颖超望着灯光里的母亲，母亲的双鬓里已经有了几根白发。“他们会对他怎么样呢？”

“没有好果子吃。”母亲说，“当初，你爸爸，也是这么被抓走的。”

“他们打人吗？”

“打几下，难免的，不伤骨头是万幸。”

“我要救他！妈，我一定要救他！”

“小超啊小超，你以为你台上演过花木兰，台下就是花木兰了？”

“妈，女儿认为，台上演戏和台下做人是一回事。台上做过花木兰的人，台下也得做花木兰；台上做过安重根的人，台下也得做安重根。”

母亲注视着女儿，半晌，说：“咳，这话，跟你爸爸当年说的一样！”

天津的邓颖超快近午夜还没合眼，不是因为脚痛，是心痛。她整夜整夜在盘算救助方案。而在这一天的午夜时分，到了上海的陈独秀，则终于打听到了自己的两个宝贝儿子在什么地方打工赚钱。

陈独秀独自行走，拐过一条小街，又转入一个里弄。街灯把他孤单的身影拉得很长。

他在里弄口停了步，向一位在路灯下卖茶叶蛋的老太太问路。茶叶蛋的香气，在冬夜里有一种穿透力。“请问老太太，图书馆在巷子里吗？”他一边问，一边把手中那张登有天津当局镇压爱国学生的报纸号外撕作两半，再撕两半，扔了。

“报纸撕破，可惜了，包茶叶蛋，正好。”

“老太太，有的报纸，能包鸡蛋；有的报纸，只配踩脚底！”说着，陈独秀狠狠踩了几脚破报纸。

老太太奇怪地看着这位皮肤黝黑的中年人，接着，用手指往身后点一点。

陈独秀折进里弄，高一脚低一脚。隐隐约约的锯木声越来越响。

在穿过一个门洞之后，他看见了一家小图书馆的工场。他上前几步，朝窗里望。

首先看见的是一把大锯，叽嘎叽嘎响，很有节奏感。接着就看见了两个拉锯人，一个坐得高，一个坐得低，两人身上衣衫单薄，脸上却已大汗淋漓。

我的延年！我的乔年！

陈独秀的心像被一只手捏了一把。

叽嘎！叽嘎！满地板的刨花，满眉毛的木屑。兄弟俩干得很欢，连着拉几十下，一点也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他们的周遭，摆着一些半成品的白木书架。

陈独秀站在窗外，久久看着自己的两个白天念书夜晚做工的儿子，看着他们瘦削的身躯和汗湿的破衣。孩子于出国前夕还在做工挣钱，很使陈独秀百感交集。

精瘦的陈延年擦擦额上的汗。精瘦的陈乔年也擦擦额上的汗。他们没有发现窗户上贴着一双百感交集的眼睛。

叽嘎！叽嘎！叽嘎！

陈独秀默默地转身，离开了图书馆工场。他不想干预劳动。他觉得他们现在的身姿很动人。

“这样很好。”他对自己说。

这个皮肤黝黑的中年人现在又站到了卖蛋老太太面前。茶叶蛋还是很香。

“先生，天冷，吃个茶叶蛋吧。”

陈独秀蹲下来。老太太从陶罐里夹出一个茶叶蛋，浓浓的汁液滴在地上。

“怎么知道我只买一个？”

“先生要几个？”

“我都要了。”

老太太吓一跳：“我还有九个。”

“我都要了。”陈独秀说，“里面，图书馆，有两个孩子，拉大锯的。你听见拉锯的声音了吗？你仔细听。对了，就是那儿，你给他们端去，都端去，一人五个，让他们吃完。听着，一定要叫他们吃完。还有，把这张纸条交给他们。”

陈独秀写了几个字，把纸条和钱一起交给老太太。

老太太听话地端起了陶罐，颤颤地走入黑黑的巷子。

陈独秀站在夜风里，一动不动，一直倾听着隐隐约约的叽嘎叽嘎的声音。他听着那声音，那是儿子心里发出的声音。

锯子声停了。终于停了。

陈独秀放心地点点头，慢慢竖起大衣领子，顺着夜街，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