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夜，陈独秀睡不着。在孩子们轻微的鼾声里，他对着高君曼的耳朵说：“你知道有一种绳子，能够同时与二十四口铜钟牵在一起吗？我听人说过，俄国有一个教堂，东正教的教堂，就有这样一条大绳子，那绳子复杂得简直就像一件绳衣，穿在敲钟人身上。那敲钟人手也动，脚也动，屁股也动，如同跳舞，一跳，就扯得二十四口钟一齐当当响。”

高君曼抚着丈夫厚墩墩的肩膀，她不明白他说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

“我觉着，”陈独秀又把热热的风吹到高君曼耳朵里，“那个敲钟人的面相，那种模样，就是今天那个魏金斯基。你别奇怪，我感觉着就是这样。”

“睡吧。”妻子说。

“魏金斯基真是个跳舞的人。他的绳子很长。上海有口钟，他也牵着了。”

“睡吧。”妻子说。

半夜时分，高君曼又被雪茄烟雾呛醒了，她看见枕头上方有烟头明明灭灭。

“他也不是那个敲钟人。”她又听见丈夫这么说。

“敲钟人是谁？”

“列宁。”丈夫说。

高君曼第二回醒来的时候，已是黎明。海关大楼方向传来了隐隐的钟声，里弄口也有了刷马桶的沙沙声。陈独秀站在露台上，背影黑黑的，雪茄的青烟一阵阵地笼罩着他的后脑勺。

高君曼叹息一声，走上露台，拉陈独秀回房。

陈独秀纹丝不动。

“想什么呢？”

“想我自己。”

“不只想你一个人吧？还在想别的什么人吧？”

“你说什么？”陈独秀回脸。

“你在上海，是不是有女人了？昨日你跟我亲热的时候，我就有这感觉。”

“你感觉奇怪，问得也奇怪。”

妻子不作声。妻子知道丈夫在北京期间去过许多不该去的地方，起码是一个大学教授不该去的地方。小报上老登这些花边新闻，而陈独秀见着这些花边从来不以为然。

女人对陈独秀而言，如同空气一样不可缺少，而且还要求是新鲜空气。高君曼完全明白这一点。

“女人，虽然重要，”陈独秀继续说，“但是对我而言，君曼，你要记住，我来这个世界，从根本上说，不是为女人来的，而是为理想来的。”

高君曼为丈夫披上衣服。陈独秀盯着东边的晨曦，又说：“人生一世，一副皮囊几十年，若不紧着为国人谋利益，徒活而已！”

“你这个人呀，不是叫女人神魂颠倒，就是叫女人心惊肉跳。”

“魏金斯基来了，钟声响了，往后，你心惊肉跳的日子还有呢。”陈独秀徐徐说。

“我也常纳闷，捏捏耳垂子，肉也不薄，怎么就这么没福气？我自己没福气，倒也罢了，只是想着孩子们可怜……”

“此言差矣，君曼，你要知道，孩子们并不可怜！做陈独秀的子女，是一种福气。”

“做陈独秀的女人，也是一种福气，是不是？”

“就我所知，君曼，你已经多时没说过有志气的话了，就这句话，见了志气。我不管是坐牢，还是砍头，你都要当作一种福气来享！”

“你说疯话？”

“我没疯。我只不过想告诉你，我这个人，命里就不安分，是会永远直接行动下去的。不过，这一回，这个人不会再做孤胆英雄去上街撒传单，他是要结成一帮同党，群体行动，以马克思学说为宣言，拯四万万同胞于水火！这件大事要做成了，就驱除国家黑暗而言，无异于日出东方。”

“我发现我越来越听不懂你的话了。”

“啊哈，君曼啊，你说出了应该由我对你说的话。”

“你这人好没良心！”

“魏金斯基太太，就是那个漂亮女人，她就永远不会这样骂她丈夫。”

高君曼无言。高君曼就这样重新开始了上海的生活，实际上她从第一天开始就处在一种莫名的紧张之中，无论是对陈独秀的主义，还是对陈独秀本人。

这种感觉一直伴随到她带着两个孩子离开上海去南京。她去南京之前，已经从陈独秀身上，明明白白地闻到了另一个女人的气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