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是政绩工程刺激“快”。“出名要趁早，当官要趁小”，一些带着这种观念的人，为了赶上当官的“早集”，恨不得上台第二天就拿出政绩，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任期是有限的，但想升官的欲望是无限的，为了把有限的任期变为往上爬的资本，都想在有限的任期内干出一番看得见摸得着的大事来。为适应这样的潜规则，一些地方政府变成了“生产突击队”，千方百计在短时间内搞出各种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比如，有的地方为了以最快速度提高城市档次，吸引领导眼球，来不及考虑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整几个“地标建筑”忽悠一下。近年一些地方流行的“山寨建筑”，从天安门到中国馆，从水立方到鸟巢，从美国白宫到悉尼歌剧院，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有的地方甚至进行超大手笔的“造城运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只用5年时间，耗资50多亿，打造了一座占地32平方公里的康巴什豪华新城。这座设计人口为100万的新城现在的主要居民只有2万多公务员。美国《时代》周刊2010年4月刊文称，康巴什新城的设计初衷是要成为鄂尔多斯对外炫耀的市中心，但如今却成了中国房地产泡沫的最佳展示品。该城因无人居住而被民间称为“鬼城”。更为可怕的是，在政绩工程的刺激下，一些地方不惜一切代价赶工期，求速度，导致朱基所说的“王八蛋工程”屡见不鲜，不仅一般的道路、桥梁、楼房，就是防洪的河堤、海堤，甚至飞机场、火车站也一样弱不禁风。楼脆、桥断、堤塌等现象时有发生。多年经验表明，历次政府换届都会推动GDP快速增高。改革开放30年已出现五次经济过热，而政府换届的1987、1992、2002年都出现过GDP达到波峰的现象，1997年未出现波峰是由于亚洲金融风暴所致。换届后新班子上任，立即会出现投资高峰，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府换届后的三个年份（1993、1998、2003年）均为“投资高峰年”。1989－1993年间，前四年投资平均增速为15.9%，换届后的1993年猛增为61.8%；1999－2003年间，前四年平均投资增速为11.3%，而2003年高达26.7%。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到政绩工程的影子。“换届效应”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已引起国内外经济学界的普遍关注。有工程，才有政绩，有政绩，才能升迁。快出政绩，才能快速升迁，如果要从长计议，为子孙谋，没谁看得见，反被视为无能，很可能被淘汰出局，这就是制造政绩者的心理逻辑。

六是“日新月异”的价值标杆催生“快”。“日新月异”是汉语词汇中形容变化快最常用的修饰语。现在说哪个地方日新月异，就是对其最大的褒奖。“日新月异”已然成为人们价值标准、审美判断的一个标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