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地方对下面的要求是两个月组织一次检查，只看新项目、新成绩，旧的不看，逼得下面只好不顾一切造新的，变着花样出政绩。这个标杆有两个核心刻度，一是“新、异”，二是“日、月”，前者强调发展的状态，越新越异越好，后者强调变化的时间，越短越频越好。在这种度量标尺下，一个个标新立异的事物在短时间内应运而生，进而演化成集体时尚。比如，几乎所有的建筑师都想搞出一个新异的作品，结果中国成了全世界奇形怪状建筑物的试验场。中国城市不仅比赛长“胖”，竞相扩张地盘，还比赛长“高”，摩天大楼一个比一个壮观。目前，中国百米以上的超高层建筑达到1154座，排在世界前10位的高楼，有6座在中国大陆。设计的楼房不是把人们的工作和居住作为第一要素，而是作为设计者虚荣的载体。“日新月异”的价值预设还会直接导致一个后果：求统一而废个性，追逐“新”而忽略“好”。大家都在挖空心思追求奇异，而忽略了自己的特色，忽略了应该坚守的东西，应该传承的东西。积淀了几千年的传统民族文化，蕴含着许多文明的基因，但在当下“快文化”的冲击下，已是凤毛麟角。更令人担忧的是，“日新月异”一旦成为工作标尺，人们就可以对制定的规划和已有的成果视而不见，甚至否定历史从头再来，导致“规划”成“鬼话”。七是动力机制失范导致盲目的“快”。动力机制，是人类社会赖以运行的最根本、最基础、最普遍的机制。现在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发展失去了规则，“快”就像脱缰的野马，任意狂奔。只要对自己有直接好处的就大干快上，没有直接好处的就拖着不干；不该快的快，该快的不快。当今世界的竞争主要集中在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和信息技术等前沿科技方面，我们与世界先进水平相差甚远，本应快马加鞭、急起直追，但却没能快起来。相反，不该快的，却快得惊人。近几年出现的疯狂“三圈”就是明显的例子。一是“圈地”，改革开放以来已有3亿亩土地被圈占。2010年全国出让土地收入就达2.7万亿，而农民仅得到少得可怜的补偿，地方政府只要脚下的土地，不管地上的农民；二是“圈钱”，利用股市为企业圈钱，股民数万亿的财富不翼而飞。中国股市在进行大跃进式的扩容，2009年国庆以后，几乎以每周4只的速度发行新股。截至2011年一季度，已发行2400只左右。而美国股市扩容到800只整整用了100年的时间，平均每年仅8只。香港股市扩容到800只也用了33年，平均每年24只。三是“圈人”，两亿多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业，我们引以为豪的人口红利基本全被城市、工业掠走，只要农民进城干活，却不给农民工以市民权利。我们实际上是在饱餐城乡二元制度的红利，饱餐不平等权利的红利。在中国现行体制下，动力机制失范最容易导致一些部门根据自身利益而盲目快上项目。比如，未来两三年内，中国的高速铁路将达1.6万公里，位居世界第一，总长度超过世界各国加起来的总和。京津高铁是中国第一条时速300公里以上的城际铁路，开通以来仅一年多，亏损额已近十亿元。目前，中国有40多个城市在建或筹建地铁，平均每公里的投资高达4－8亿元。2015年北京地铁将达561公里，有望成为全球地铁线路最长的城市，远超1863年开通世界上第一条地铁的伦敦。更令人费解的是上海到杭州已开通了约需78分钟的动车组，约需48分钟的高铁，可还要修一条约需38分钟的磁悬浮线，虽然时间只缩短10分钟，但投资却达数百亿元，运营后巨亏已成定局。根据中国民航局2009年3月发布的统计公报，中国境内航空通航机场共有158个，许多中小机场利用率低，甚至出现“无机可飞”的闲置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各地仍以大跃进的方式斥巨资扩建和新建机场，到2010年底，中国机场总数已达近200个。在动力机制失范的情况下，许多狂“快”都会出现，许多可怕的事情都可能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