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一项关于“全世界最着急的人”调查显示，中国人最没耐心。韩国《文化日报》一篇题为“失去缓慢美学的中国”的文章说：曾经，中国“慢文化”的代表故事“愚公移山”被写入外国人学习汉语的教材中，但现在与中国人接触后发现，他们变得非常急躁。     今天，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人们像一个个高速运转的陀螺，“快文化”则像一支为陀螺加速的鞭子。“快”已经不止出于节约时间这个单纯的理由，其背后有着更多急功近利的目的；“快”已经不止是喊在嘴上的口号，而成为一种写在纸上的制度；“快”已经不止是一项被动的外在约束，而成为一种自觉的潜意识行为；“快”已经不止是人们的生活节奏，而成为一种普遍流行的文化现象。                          

二、“快文化”的特性

狄更斯在他的《双城记》里有一段很富哲理的开场白，其中一句是“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快”是一把双刃剑，合乎“规律”、不越“边界”、遵循“科学”的“快”能通向天堂，反之，只能把我们带往地狱的方向。这是由“快文化”的特性决定的。    

一是加速性。据媒体报道，英国怀斯曼教授和英国文化委员会联合调查的结果显示，过去十年，人们步行的速度加快了10%，大街上到处是步履匆匆的行人。跟物理学上的加速度原理一样，在社会学上，发展中的事物一旦失去约束，就如同物体之间失去摩擦力，将会呈现出越来越快的加速度发展态势。德国社会学家彼得?博夏德在《为什么我们越来越快》一书中的研究表明，人类社会以1450年为分界线，之前的几千年里发展节奏较为平缓；从1450到1800年为“开始变快”阶段，用了350年；从1800年到1950年为“加速变快”阶段，用了150年；1950年以后则进入了“越来越快”阶段。这种越来越快的加速特性，在中国表现尤为突出，比如城市化率，从清朝末年到解放初期，150年内仅提高了4个百分点，而从1978年到2008年，平均每年就提高近1个百分点。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城市化速度更快，2000－2008年间，平均每年提高1.18个百分点。城市化率每增长20个百分点，英国用了120年，美国、德国用了80年，而中国只用了22年。

在这种“越来越快”的大环境下，“以快论英雄”的畸形偏好被社会普遍接受，“快”意味着一切，只要能快，就是本事。一些人在追求“快”的道路上，不择手段，不计成本，不顾后果。想小鸡快速上市，就注射激素，不管这种鸡能不能吃；想粮食增产，就引进转基因种子，不管这种粮食有没有害；想GDP快速增长，就拼命投资，拼命消耗资源，不管这种增长带不带血。这种超越规律的加速，就像一辆疾驰的列车，想减速都很难，更不要说停下来。比如高速发展导致通货膨胀问题越来越突出，国家早在2003年就以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等多种方式“刹车”，但由于加速度的惯性，9年上调了36次共15.5个百分点，却成效甚微，以致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中国治理经济的药方在逐渐丧失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