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自我中心化历史叙事的诉求是把一个国家塑造成一个独立文明的代表，甚至就是一个独立的文明。

历史叙事重心的改变在学术上当然会不断引发“是否存在客观历史事实”的讨论，但这种讨论通常是没有结果的。然而自我中心化的历史叙事对韩国这样一个夹在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国家来说却产生了一个强大的客观效果，它高度强化了这个群体的文化认同。只需漫步在首尔街头，我们就能见识到这种文化认同的巨大效力：那里往来的车辆，90%以上是韩国现代。

谈到韩国的去中国化写作，一些学者认为，它并不等同于“去传统化”或者“去儒学化”。因为韩国民间社会关系、家庭伦理乃至节日习俗中还保留着大量儒学价值。这是没有问题的。但一个不容忽略的事实是：去除汉字以及汉字所负载的经典，从根本上说是去除了朝韩历史的“大传统”或“显性传统”形态。它最终会导致目前存在于民间和民俗中的儒学“小传统”或“隐性传统”的退化与衰落。考虑到其他西来的现代性因素，如基督教的强势进入，韩国的“去中国化写作”最终可能导致一种彻底的“去传统化写作”。这种写作会给当今的韩国人造成一种吊诡的感觉：我们到景福宫、昌德宫、柳成龙故居访问，那里的所有匾额楹联以及教旨诏书都是汉字书写。那时我们会有一种错乱的感觉：韩国的历史对当代韩国人来说已经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外语”！

三、天下中心转移的观念：近代日本文化民族主义的路径

阅读当代韩国历史，会感到一股自我中心化的气息扑面而来。相比之下，近代日本的文化民族主义则有不同的表现。本文聚焦于“二战”前的日本，理由有二：第一，随着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迅速变身为帝国主义列强，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成为其文化民族主义建构最活跃的时期，这期间日本知识界的有关发言最为坦率直白；第二，与当代韩国拒斥或抹除他者影响的“去中心化写作”不同，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日本学界的主流观点不是简单拒斥传统的天下中心观，而是强调“天下中心转移”的观念。所谓“转移”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东亚文化的中心从中国转移到日本；另一方面，日本在世界史中承担着用东亚价值取代西方价值的天命。这种天下中心转移意识是当时日本文化民族主义走向文化帝国主义的观念枢轴。

1.以近代文明的名义：日本文化民族主义的兴起

要理解日本的“天下中心转移”观念，有必要提到它在1868明治维新后的现代化奇迹，这是个让人既熟悉又陌生的事实。今日中国人大都为我国三十多年经济增速超过7%（除三年以外）的成就而自豪，许多人以为这样的“大国崛起”奇观前所未有。这实在是误解。姑不论1960年后东亚地区的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和台湾、新加坡等地都有过近30年到近40年的经济高增长，单以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而论，它作为当时东亚唯一一个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曾连续保持了60多年的经济高增长！据《日本文化与现代化》一书提供的资料，明治维新开始时，“日本比英国落后200年，比法国和美国落后100年。在经济上也比德国和俄国落后得多”。然而，从1874年到1890年，日本工业生产年增速保持在12%，远高于英国此时期的1.7%和法国的2.1%。此后，“在1894年到1914年的24年中，日本工业增长8倍。……从1914年到1937年这23年间，日本工业又增长了10.4倍。”换句话说，“日本用六七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英法老牌资本主义国家150－200年间走过的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