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和科技的高速发展，得益于明治维新的主动“开国”政策。这个政策同时促成日本知识界在文化上迅速转向西方。“欧化主义”成为明治维新以后头20年的思想主流。1885年，号称“日本近代文明缔造者”的福泽谕吉（1835－1901）发表《脱亚论》，全面阐述以摆脱中华文明中心主义为主旨的“脱亚入欧”主张：“虽然我日本之国位于亚洲东部，但国民精神已经开始脱离亚洲的顽固守旧，向西洋文明转移。然而不幸的是在近邻有两个国家，一个叫支那（中国），一个叫朝鲜。这两国的人民自古以来受亚洲政教风俗所熏陶，这与我日本国本无不同。……但遭遇如同麻疹那样传染的文明开化时，支、韩两国违背传染的天然规律，为躲避传染，硬是把自己关闭在一个房间里，闭塞空气的流通。虽说经常用‘唇齿相依’来比喻邻国间的相互帮助，但现在的支那、朝鲜于我日本却无丝毫的帮助，反而玷污我名。……既然如此，当今之策，我日本不应犹豫，与其坐待邻国的开明，共同振兴亚洲，不如脱离其行列，而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对待邻国支那、朝鲜的态度，也不必因其是邻国而特别予以同情，只需仿效西洋人对待它们的态度方式即可。”显然，所谓“脱亚入欧”，就是从旧的“中华文明中心主义”走向“欧化中心主义”。

在此思想指导下，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曾出现否弃传统时期。“废佛毁释”运动兴起，汉学受到忽视，1873年福泽谕吉发表的《文字之教》一文更主张日文要多用假名，把常用汉字限制在2000－3000字，该建议得到当局采纳。此后更有激进者提出全面“禁用汉文，废除汉字”。显然，转向欧化中心主义，拒斥日本传统，拒斥中华文明中心主义，是一条一脉相承的链条。

极力推行的“开国”政策使日本仅用36年就实现了“大国崛起”，从一个与中国、 朝鲜类似的农业国迅速变身为帝国主义国家，1894甲午战争就是它跨入帝国主义列强行列的典礼。在当时许多日本人眼中，这场战争的划时代意义是代表近代文明的日本击败了旧东亚文明的中心国家——中国。福泽谕吉在甲午海战刚结束时撰写《日清之战争为文野之战争》一文指出：“战争的事实虽然起自日清两国之间，如寻其根源，则是谋求文明开化之进步者与妨碍其进步者之战，而绝非两国间之争。……即在日本人的眼中，不是以中国人也不是以中国为目标，而是以世界文明之进步为目的，而打倒其目的的绊脚石。”

以近代文明的名义，日本加快了军国主义步伐。甲午战争10年后的1904年，日本在中国东北赢得日俄战争，成为近代击败过白人国家的亚洲国家。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1914年，日本借“一战”机会在中国山东对德国宣战，攫取了德国在中国以及东南亚地区的战略利益。最后，1928年的《田中奏折》，日本有计划地征服中国东北、中国大陆和整个东亚的侵略。

不过，作为东亚第一个选择现代化的国家，日本在其发展进程中也显示出后发国家常有的“分裂意识”。激进的“欧化主义”不仅没有消灭传统，反而激发起激进的“国粹主义”。“自1888年起，儒教的复兴和文化的民族主义运动开始抬头。这一运动的核心人物三宅雪岭、井上哲次郎、元田永孚、西村茂树、内藤湖南等人都接受过传统汉学教育，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很深的造诣。他们反对全盘欧化主义，主张吸取其长处，抛弃其糟粕。他们同时主张应该保留中国文化的‘长处美点’。但不久就发展到极端，‘国粹派’势力大增，相继发出‘军人训诫’、‘军人敕语’、‘教育敕语’，在导致日本走上军国主义方面不能说没有影响。”

如果说19世纪末，欧化主义与国粹主义还是两张皮，那么二者在20世纪初则合为一体演变为“西洋科技为皮，东洋价值为魂”的文化民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