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的时代也是一个特别讲究体面或好名声（respectability）的时代。注意一言一行，遵守道德准则，“吾日三省吾身”，从而得到熟人朋友的赞赏和尊敬，这是18世纪一位绅士的重大目标。失去体面意味着被逐出社交界，声名扫地。19世纪著名的牛津哲学家托·希·格林在介绍休谟的伦理体系时说，在休谟的世界里，体面几乎就是“至善”（summum bonum）。乐于接受“公正的旁观者”的批评，内化他审视的目光是维持体面的前提。斯密笔下的有德之人非常关心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形象，在各个场合都收敛起自爱心，不敢在众人面前显得爱己胜于爱人，或将自己的幸福置于他人的幸福之上。他与人和睦相处，别人也能赞同他适度的自爱，甚至允许他关心自己甚于关心他人。不光明正大的竞争，你死我活的厮杀，这些都是不体面的行为，最终必将害人害己。讲体面的人并不与社会为敌，反之，他热爱社会，希望人类为自身考虑保持团结：

对他来说，有秩序的、兴旺发达的社会状况是令人愉快的。……无秩序和混乱的社会状况成了他所厌恶的对象，他对任何造成这种无秩序和混乱状态的事情都感到烦恼。他也意识到，自己的利益与社会的繁荣休戚相关，他的幸福或者生命的维持，都取决于这个社会的秩序和繁荣能否保持。因此，种种原因使他对任何有损于社会的事情都怀着一种憎恨之情，并且愿意用一切方法去阻止这个如此令人痛恨和可怕的事情发生。

如“自己的利益”与“社会的繁荣”不能和谐一致，当然应以确保后者为先。资本家出于贪婪的本性也可能采取危及社会繁荣之举，斯密并不是始终站在他们一边。他在《国富论》中分析资本利润时指出，商品过于昂贵，在国际市场上就失去了竞争力，抬高商品价格的主要因素是高利润，而非高工资：“我国商人和制造者，对于高工资提高物价从而减少国内外销路的恶果，大发牢骚；但对于高利润的恶果，他们却只字不谈。关于由自己得利而产生的恶果，他们保持沉默。他们只对由他人得利而产生的恶果，大喊大叫。”有趣的是到了19世纪中期，亚当·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竟被用来为工人的低工资辩解。《经济学家》第二任主编（1860-1877）白哲德在评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时不怕得罪他的前辈（如图克、托伦斯，以及《经济学家》创始人、首任主编詹姆士·威尔逊），公开表示厌恶极端形式的“放任自流”资本主义。他说：“尽量压低工资是不对的，资本家并不比其他阶层的人更有资格贪得无厌，告诉人们资本家这种行为对公众无害的经济学家实在丢脸。”白哲德呼应了斯密对低工资的批评，只是他的出发点有所不同：民主与低工资不能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