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多月后，于前一年年底出使各国考察政治的戴鸿慈、端方在八月二十六日的奏折上专谈各国学务。真是巧合，一年前是日出洋五大臣在正阳门外火车站遇炸，致使载泽、绍英受轻伤。说到中国以往的教育体制，戴鸿慈和端方措辞严厉。他们直言，读书人只以科举为目的，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之道几成空谈，“上下交习于欺罔”。而欧美各国尤重学堂德育，连小学生也自爱爱国，“严毅自治”，“以妨害公益为不齿之事”。两位大臣深感民众的行为习惯与国家政治互为表里。教育不兴，民德不良，各种政策就无从措手：“国民者，政治之本原也。立国者法，而行法者人，守法者亦人。”有法不行，有法不依，这是中国变革之难。“无行法之人，则名存而实亡，饰貌效颦，而神乃不似；无守法之人，则少数人倡举之，而多数人破坏之，如是者虽百废俱兴，亦百兴而百废。”他们以为中国要改良图进，必须优先教育。读书的目的，不是发财致富，而是做合格的国民。然而中国的新式学堂杂乱参差，政府应该统筹全局，规划大纲。他们提出六条建议，其中之一为“核定学堂经费，预为普及之基础”。这两位晚清重臣介绍了海外政府如何以强迫之法推行义务教育，庶民子女受教后获“国民之资格”。贫家儿童学费全免，连笔墨书籍也由公家酌量筹给。然而中国政府对普及教育的意义茫无所知，官款、公款资助的尽是中学以上各学堂的学生和“游学预备科、各国游学生”，“膳饮寄宿，纸笔书籍，衣祷床褥，旅行医药，沐浴梳薤”，一切都是公费。每年国家虚掷巨款，不知几何，而那些受益人以特权为应得，就像纨绔之弟，不知束身自爱，“骄纵已极，取求无疵”。如果将这笔经费兴办小学，“其拜嘉惠而蒙实德者，不知几千万人矣”。

如果基础教育（“培养合格公民”）为国民兴盛的本原，中国的振兴就不可能期月有成。辛亥革命后，各政党无非是“集乌合之众，各竖一帜”，所谓的共和并未带给人民幸福，“农失其田，工失其业，商失其源”。当时知识界也盛行“教育救国”的思想。1915年3月，暂居上海的伍廷芳写下了《中华民国刍议》。作者曾代表清政府出使美国，并在外务部、刑部任职，辛亥后又曾任南京政府司法总长、护法军政府外交部部长，在中国近代史上，像他那样熟知中外差异并长期参与社会改革的官员是不多见的。伍廷芳在《刍议》中阐明“中华民国”的政体后，首先讨论的就是教育问题（教育甚至被置于财政之先）。关于基础教育，伍廷芳与戴鸿慈、端方所见略同。他指出欧美富强的根本“只在教育而已”，而中国的教育仍然瞠乎其后，无法担当其培养国民的重任。没有合格的国民，国家永远无法致治。他说，“凡为国民，便须导以善良，养成人格”，待人“毋忌毋欺，倾诚相与”。种种做人的道理应该自幼习得，不良习惯一旦养成便积重难返。伍廷芳下面这段文字是值得再三品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