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维斯回忆维特根斯坦二三事

利维斯一度与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来往密切，读书界对此所知不多。利维斯是剑桥（或者说英国）20世纪影响最大但又非常容易引起争议的文学批评家，2000年秋天的一期《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封面上登了他的大幅照片，这位长期以来激烈批判当代“技术至上的边沁主义功利社会”的剑桥英文系讲师手持讲义，神色坚毅而忧郁，隐隐还有点绝望。照片右上角赫然印着卡莱尔式的标题：“作为英雄的批评家”。利维斯在20世纪70年代初曾撰文回忆他与维特根斯坦的交往，该文收入G．辛格编辑的利维斯文集《作为反哲学家的批评家》（1982）。

利维斯是剑桥本地人，比维特根斯坦小六岁，他也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不过只是在英军救护队抬抬担架而已。在漫长而且导致巨大伤亡的索姆河战役中，利维斯整天得接触“发臭的长满虱子的军毯”，他回忆说自己实在难以胜任那份工作。军毯所包裹、遮掩的景象何等残酷是不难料想的。一战结束后利维斯进剑桥读历史和英国文学，1924年完成博士论文，研究的是英国报业兴起之初新闻写作与文学的关系。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利维斯没有固定教职，一直到1936年才成为剑桥唐宁学院的院士、英文指导，第二年被剑桥大学英文系聘为讲师。二战后不少英国著名作家曾为他的学生或追随者。富有领袖人物吸引力的利维斯很早就在身边聚集了一批年轻学者，由他主编的《细察》杂志（1932-1953）正在稳步改变英国文学与文化批评的面貌。

维特根斯坦于1929年1月回到阔别15年半的剑桥，很快凭他那本作于一战期间、已在1921年发表的《逻辑哲学论》获得博士学位。剑桥哲学系和三一学院对这位颇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寄予殷望。除了他的天才，维特根斯坦在剑桥还以节俭闻名。他出生于维也纳犹太巨富之家，但深为无名的负罪感所苦，为抚慰自己不安的良心，他以贵族式的傲气对金钱与物质漠然处之，发誓要以最低水准维持生活。维特根斯坦的清苦与富兰克林的省吃俭用有本质上的差别：前者为了修道士式的道理，后者只图积攒。

维特根斯坦与利维斯第一次见面是在剑桥哲学系元老W.E．约翰逊家中。约翰逊的儿子斯蒂芬是利维斯的同学，但利维斯却与约翰逊结为至交，并成为约翰逊家每周一次的午后茶会上的常客。1929年年初的一个星期天，约翰逊又在客厅里弹奏钢琴招待客人，他点名叫他的一个学生唱舒伯特的歌曲。年轻人站起身来，显得紧张、尴尬，他对房间另一头一位长得十分英俊但神情严肃的中年男子说：“维特根斯坦会纠正我的德文。”利维斯对这位哲学天才已有所听闻，首次谋面，印象极深。维特根斯坦在剑桥求学时（1912-1913）就以演唱（或用口哨吹）舒伯特的歌曲著名，再说德文是他的母语，请他指教自然合情合理。想不到他却回答说：“我怎么会！我怎么可能会！”利维斯在回忆文章里写道，维特根斯坦说这话时的神色“既不能形容，也无法模仿”。年轻人唱完歌后维特根斯坦就告辞了，利维斯跟了出去对他说：“你对那位年轻人的行为是可耻的。”维特根斯坦一愣怔，答非所问地说：

“我看他只是个蠢人而已。”

“你可以这样想，但是你没有权利这样对待他。你没有权利这样对待任何人。”

这次不愉快的交锋成了他们互相介绍的开场白。利维斯话音刚落，维特根斯坦就把双手放在他肩上：“我们应该认识一下。”照约翰逊的说法，两人出门后就打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