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夏天的一次感冒打开了伯林情欲的闸门。一位同事的夫人去照顾躺在床上的伯林，结果病人体力恢复，把她拉上了床。那位同事是“富有才华、心不在焉的专注于精神世界的牛津学者”，他夫人与伯林无所顾忌地在牛津周围的草地上或教堂墓园里寻求人类原始的欢乐。这次经历使伯林更尊重情感的力量，并消除了他身上的道学气，不再迅速对别人作出评价，加以责难。《马太福音》第7章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旧约》的风格要严峻得多。伯林也许是半开玩笑地告诉那位形而上的同事，自己爱上了他夫人，不料同事回家说：“以赛亚在发神经。”

读者不知道伯林是否明确表示要娶那位英国女子。如果他真想这样做，那也不是什么难以想象之事，因为后来成为伯林夫人的艾琳也是有夫之妇，且有三个儿子。与伯林其他几位女友不同的是，艾琳是犹太人。她从小在巴黎的犹太社区长大，她的祖父就是圣彼得堡的银行家、《犹太百科全书》编者京茨堡男爵。

伯林二战时就在纽约的犹太巨富罗斯柴尔德家见过这位高挑优雅的犹太女子。战后艾琳随丈夫、奥地利裔物理学家汉斯·哈尔本到牛津，时常与伯林见面。她在1953年协助伯林完成《刺猬与狐狸》的法文翻译，第二年早春伯林在搭她的车去伦敦途上碰了碰她的手，表示了爱意。她一言不发，心里想的是：“该死。”不久哈尔本到巴黎领导一个新成立的核物理实验室，他与艾琳的婚姻到此结束。1956年2月7日，伯林与艾琳到汉普斯泰德地区的犹太教堂照犹太习俗结婚，艾琳数年前购置的乔治国王时代风格的海丁顿宅成了伯林在牛津新的住处。伯林父亲已于1953年年底死于白血病，她母亲看到孝子与同族女子结婚，想必感到莫大的安慰。

《旧约·申命记》记载了古代犹太人的诫命与律例。第7章有这样的文字：耶和华将赫人、革迦撒人等七国之民交给犹太人击杀，规定“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怜恤他们，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因为他[她]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事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地将你们灭绝。”不与外族通婚——这是几千年来犹太民族抵制同化的最有效的手段，尽管思想自由的犹太裔知识分子会说这是保护血统纯洁性的陋俗。在伯林生长的环境里，长大必须与犹太女子结婚，对于他就和过逾越节一样自然，不然就是对父母不忠不孝，就是背叛耶路撒冷，就是犹太民族的顽梗悖逆之子。伊格纳季耶夫曾说伯林不宜结婚，是否暗示他母亲对他的关爱阻碍了他的成长？在一个真正崇尚“消极自由”的地方，人们或许会用另一种语言（如“控制狂”，control freak）来形容伯林母亲的性格。伯林在《卡尔·马克思》（纽约，1963年）一书中说马克思“娶了外邦人”，而且他的哲学忽略了“种族的范畴”，显然有指责之意（第82页）。传记作者有意略去伯林婚恋史与伯林自由观之间的矛盾不谈，这不仅是“为尊者讳”，也许那方面的探讨会牵扯出一些更难解的问题（如种族与血缘）来。伊格纳季耶夫是媒体知识分子，曾主持过不错的电视节（BBC的“大声思想”，"Thinking Aloud"），也写过几部有关20世纪政治与民族冲突的著作，现在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卡尔（讲座名）教授，他知道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何处该繁，何处该简，但是这种政治家的分寸感是传记作者的致命弱点。

比伯林大两岁的英籍犹太姑娘奎妮·多萝西·罗思于1929年与“外邦人”、剑桥批评家弗·雷·利维斯结婚，为此被逐出家门，据说她母亲把女儿的外嫁视为她的死亡，守丧七日（Shiva）。伯林的苦衷无法用任何自由主义的观念来解释，他令人尊敬，甚至感动，但却使蕾切尔愤怒、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