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时时讲述自己民族的苦难史为的是争取当今更多的政治权利，那么对自己国家和同胞所犯的罪行就会视而不见。犹太人的不幸遭遇不应成为驱逐巴勒斯坦人的理由。萨义德显然要以巴勒斯坦人的命运来考验犹太作家的良知。他多少有点失望：知识分子有一种集群的习性，自以为是地为自己民族所做的一切辩解，他们不能在有的问题上始终如一。托克维尔批评美国虐待黑奴和印第安人，但却想开脱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殖民统治的罪责；南非布尔人一度受英国人迫害，但布尔人国民党的原则后来却演变为种族隔离的政策。瑞思演讲在英国文化界有极高的收听率，有一位听者是萨义德特别关注的，他就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以赛亚·伯林。萨义德在提及伯林的《俄国思想家》时褒伯林所贬，他肯定《父与子》中巴扎洛夫的“对抗性才智”并认为知识分子应该在“公共舞台上作证”。“你能站出来呼吁尊重巴勒斯坦人的生存权和政治权吗？”这是萨义德隐隐向伯林发出的挑战，已在衰老之年的伯林无法回应。

萨义德从“普遍的原则”联想到双重标准。他说，任何单方面凭武力获取土地的行为都应受到惩罚，事实上联合国在霸权势力操纵下对以色列和伊拉克却区别对待；波斯湾的真正问题是石油和地缘政治，绝不是海湾战争前后布什总统在媒体上标榜的那些高尚原则。面对掩饰美国真实动机的宣传机器，萨义德呼吁，“耿直、雄辩、极为勇敢而愤怒”的知识分子应当而且能够“向权势说真话”。

但是知识分子却在蜕变为驯服的专业人士，没有理由为韦伯所说的社会分工感到宽慰。瑞思演讲第四讲的题目是“专业人士与业余者”。有不少美国人（如《公共知识分子：衰落研究》的作者波斯纳）听到“业余”就浑身上下不自在，在崇尚“业余”传统的英国提倡业余精神并不仅仅是出于礼貌。福柯早就悲叹，1968年的学生运动后，知识分子东躲西藏，他们钻进狭隘的领域里做专家。萨义德认为，在日益专业化的时代，知识分子尤其应该在最具技术性、专业性的领域提出“道德的议题”。在有的国家，特别是在美国，对思想和知识自由的钳制有一套非常成熟的办法，所谓的专业人士“不想显得太政治化，具有争议性”，无形中认同了一套未经检验的、主宰思维的话语系统。他们“不破坏团结，不逾越公认的范式和限制，促销自己，尤其是使自己有市场性，因而是没有争议的，不具政治性的，‘客观的”’。最终他们都变成葛兰西所说的市场社会里的“有机知识分子”。在文学研究领域，萨义德直言，“专业化意味着愈来愈多技术上的形式主义，以及愈来愈少的历史意识”，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被技术上的细节彻底埋没。

萨义德并不是脱离历史语境颂扬业余精神，他心目中业余知识分子的楷模是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和小说家戈尔·维达尔。乔姆斯基以他业余者“不屈不挠的博学”评析美国外交政策，他关于越南战争、伊朗门事件和美以关系的著作使用资料翔实，论证精细，远高于专家的同类专著，但专家却以他非专业人士为由将他的见解和批评置于可接受的辩论范围之外。就美国中东政策而言萨义德也是业余者，但他从来不是信口开河，对此有所怀疑的话不妨去读读他关于巴以和谈的文章。萨义德指出，乔姆斯基的过失十分简单，他逾越了美国的爱国主义，逾越了美国奉为神圣的信仰：“我们是协助盟友，我们在捍卫自由。”乔姆斯基因立场问题而被那些为权势所收编的专家贬低，他误入了高俅的白虎节堂，其声音理所当然地要被发配到社会的边缘地带。对乔姆斯基和维达尔，我国读者所知不多，笔者建议出版社适度印行他们的作品，或许他们的文字有助于培养对美国媒体所惯用的奥威尔式“新语”的抵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