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义德等人的演讲大概可列入后殖民批评话语的范畴。对这话语稍加留意，我们就会注意到有些词汇高频度出现：migration（迁徙），hybridity（杂交性），marginality（边缘性），transgression（越界），fissure（裂隙），displacement（离乡去国），dislocation（变位），disintegration（支离破碎），fragmentation（碎裂）。这些词汇一方面揭示了后殖民批评与后结构主义、后现代理论的复杂传承关系，一方面又把exile（流亡者），migrant（迁徙者），nomad（游牧民），refugee（避难者），hybrid（杂种）推上当代英雄的舞台。后殖民知识分子以失为得，以亏为盈，流亡不再是权力机构强制某人长期离开本土的一种惩罚手段，在所谓“后现代时代”，有人说流亡者不仅魅力四射，而且还性感十足。萨义德在提及伊曼纽尔·华勒斯坦的“反系统性运动”时甚至难以理解地把“当代生活中流亡的、边缘的、以个人为主体的、移民的能量”视为与世界市场专制作对的因素。总而言之，迁徙杂交的生活方式不为任何界限所束缚，它所代表的文化独领风骚，是世界前进的方向。

伯克的“根系于一地的公共感情”、劳伦斯的“地之灵”（和与之须臾不可分离的“自由”）说到底牵涉到人的归属，而归属感也正是当下关于文化身份（或曰认同）的讨论中必然涉及的话题。萨义德既然独重永远“中转”的流亡，对那种讨论（尤其是阿拉伯世界对自己文化传统的探询）非常反感，毫无兴趣。他甚至感到这一切无关宏旨，令人生厌。他在一次访谈中说，“身份问题是当前所有问题中最次要的。比这更重要的事是要超越身份界限，走向别处，不管那是什么地方。”劳伦斯当然也不会对这类讨论产生兴趣，他会指出，正如呼唤自由意味着镣铐在锒铛作响，人们只是在对文化归属毫无感知的情况下才有真正确定的文化身份，关注这问题恰恰就是病态的表现。当今关于身份、认同的讨论中确有大量的故作姿态。但是，在劳伦斯的心目中，割断人们（包括墨西哥、澳大利亚和托斯卡纳的居民）与土地的联系，一味鼓励越界，鼓励“走向别处”，不啻是对生命本原的致命一击。如果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和伦理学话语来说，没有任何城邦、共同体意识的孤零零的个人，实际上失却了人的社会属性，也体现不了美德。

我们再来看看萨尔曼·拉什迪如何认识艺术创作的本质：

文学艺术以此为基本条件，即作者应由自己来选择如何自由来往于他的很多国家之间，不需护照或签证，由他自发地写作……我们是采矿工、宝石匠、说真话的人、撒谎者、小丑、司令官、杂种和私生子、父母和情人、建筑师和拆毁者。创造的精神有其特殊性，它抵制边界和局限性的位置，否定审查官和禁忌的权威。

“地之灵”和“有信仰的共同体”像邪魔一般被驱除了，这位孤零零的自由作者不属于任何城邦和国家，他神圣的选择权使他藐视任何“边界”和“局限性的位置”。后殖民话语中迁徙的概念原来在某种程度上以个人至上的信仰为依托，两者甚至非常匹配，几乎是天作之合。在所谓“全球化”的背景中，拒绝“边界”又是一种PC（政治立场正确）式的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