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士兵呢？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类同乞丐。说衣不蔽体吧，又不对，有时候，他们热天都穿着冬天的制服。军营里，没有任何洗澡设备，也不给士兵发肥皂，身上虱子成群。你可以想象自己被枪打死，被刀劈死，却无法想象被堆拥着的虱子咬死。你去想象一下吧，那该是啥滋味！伙房就在厕所旁边，闻不到饭香，只闻到臭气，喝的水几乎没烧开过。这些肋骨毕现的冻馁之夫，行军几公里，就有人倒下；两个、三个乃至多个士兵共用一支步枪的现象，绝非个别；许多战地医院，没有床铺，很少有毯子和床单，连绷带和纱布也稀缺，更别说药物和消毒器具。就算有一点药，也多是假药和掺过水的。眼病、肺病和性病在军中蔓延，好些人眼睛痛得没法举枪瞄准，却得不到医治。

因为挨饿受冻（有时是受热），士兵成了“掠夺成性的暴徒”。（李教授挥舞手指，打着引号，说：“这是陈纳德将军的话。”）他们每经过一个村庄，都成为清道夫，又偷又抢，老百姓闻之色变。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有过反省：“我们在大陆失败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与老百姓亲密地拉起手来。”为什么这样？怪士兵的偷盗和抢劫吗？不，怪自上而下的腐败。为什么腐败？因为没有民主。介公也在强调民主，可他理解的民主，是民众应该毫无疑虑地追随他们的领袖。

军队腐败如此，地方变本加厉。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维持经济变成把持经济，缉拿走私变成垄断走私。就连去现场处理较场口惨案的官员，竟也将死者的手表撸下来，金戒指抹下来，钱掏出来，塞进自己的腰包，红红火火地做起了“空袭生意”！

当然，说国民党官员全都是抓拿骗吃之徒，显然是冤枉，但更可怕的在于，你不像同僚那样抓拿骗吃，就坐不稳你的官；而且当时还形成了这样一种古怪的风气：如果你是官，却像普通百姓那样分担国家的政策纲领，就无异于自贬身价。

这相当于什么？相当于他们拿着国民党的钱，却为共产党做事。

人心向背，早已分明，单在重庆，到1944年，所有进步学生都控制在共产党手里了。

也就是说，学生们读着国民党的学校，却把心交给了共产党……

——李教授微微抬起头，望着远处。远处就是墙壁。那墙壁已被他石头一样的生活磨得放光。他的眼皮薄如蝉翼。蝉翼之下的两粒眼珠，像游鱼吹出的水泡。等他把目光收回来，半小时的访问时间，就像两支烟那样被烧得干干净净。他并不因为知道我是黄明焕的曾孙就多给我一点时间。

他对我说了最后一句话：“你曾祖父也好，曾祖母也好，跟当时的重庆人比起来，都是幸运的。”

然后他转过身，拿起了放大镜。

安伯母抱着白猫，打开了门。这是逐客令。

我再次观察安伯母的表情。她低着头，没有看我，也没送我出门。

李教授最后那句话，似乎透露出，关于我曾祖母的死，他也听到过一些说法，但他并不关心那些说法。我承认，他的话伤了我的感情。但我能够理解。他是想表明，曾祖父和曾祖母都看见了敌人，而重庆人遭受着来自空中的大屠杀，却自始至终没看见敌人——他们连看到杀人者面孔的机会都没有就死了。只有一次，一架执行轰炸任务的日机中弹之后，坠毁于距重庆20公里外的江津，德容照相馆派人去给日军死难者照了相，并以奇低的价钱把照片向市民出售，他们才在照片上看到了敌人。

看不到敌人却被敌人屠杀，这是侮辱。

从敌人的方面说，面对面杀人和从空中杀人，感觉是不一样的，在空中操纵投弹杆，就像操纵汽车变速器，杀人者看不到数千米高空下的生灵涂炭，听不到大地上痛苦的呼号，闻不到尸体烧焦的恶臭，是极端失去知觉的战争行为，因而感觉不到自己在杀人，甚至觉得自己没有杀人。正所谓犯罪者制造了惨绝人寰的现场，而犯罪者却并没有到过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