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教授所说的“幸运”，是觉得曾祖父母的死，必定在刽子手心里引起厌恶、焦虑和恐惧等等情绪，要说价值，这也构成微弱的价值，而重庆人的死却一文不值。

我理解他的意思，但我要求证的，不是这个，我想知道：杀人者除了厌恶、焦虑和恐惧，还有没有别的？战争可以消灭很多东西，但我坚信，它不可能摧毁人心中全部的柔软地带。人心是一部水底春秋。战争的历史同样是人心的历史，在战争中去考量人心，是险峻的道路，但也可能是最近的道路。

难道李教授也跟别人一样，觉得这种探索是没有意义的吗？

三天前，我才从《山城周刊》的“掌故”栏目中，读到一篇文章。文章从一张照片说起。照片年代久远，印刷出来，已很不清晰，但看得出是群死难者，整整齐齐地摆放着，数一数，七个。

——他们就是坠毁江津那架日机上的机组人员。

当时，即1939年5月25日晚，日机利用月明对重庆实施这天的第四次空袭，向市街东部的军事委员会行营投下密集的炸弹。我空军四架飞机奋起迎敌，市街周围，特别是江岸外国人居住地附近的高射炮和高射机枪也猛烈开火，一架日机中弹，操纵系统失灵，向武汉W基地相反的长江上游飞去，迅速在江津境内的农田中坠毁。（日媒体报道是：“我一架飞机中弹，勇敢地突入敌阵自爆。”）当地百姓从四周赶来时，已无一个幸存者，他们把尸体拖出来，朝尸身吐口水。

然而，发泄是短暂的，因为死去的敌人也是这般可怜：茫然地瞪着双眼，肋骨剑一般刺出，有人还烧得脸都没有了。在遥远的岛国，他们也有父母兄弟、妻室儿女，他们的亲人在盼着他们回去……百姓将从残骸中搜出的八份地图册和飞行员日记，交给前去处置的重庆防空司令部领导，然后，把七位死者装进棺木，像埋死人一样，庄重地把他们埋进了黄土。

文章的作者说，这张照片，是他母亲留下的。重庆遭受一、二轮空袭之后，他母亲就随父母避到了江津，亲自去了日机坠毁的现场，后来又从德容照相馆买下了这张照片。当时许多人都买了，但大多丢失了。日本并不因为中国人庄重地埋了他们的死难者，就不再侵略中国、不再轰炸重庆。还有二万余枚炸弹是为重庆准备的。每个白天，每个夜晚，重庆人都像背着飞机在跑。命都顾不上，哪里还顾得上一张照片。但母亲却把照片保存下来了。她是把它跟自己的结婚照放在一起的。

母亲去世之前，郑重其事地把照片交给了儿子。她对儿子说：

“我当时小，看到大人吐口水，我也吐，但总是吐不到尸体上去。我丧气得很，觉得自己笨。可后来，当我拿出零花钱买下这张照片，在照片上再看那群死人，就迷惑起来了。我为啥要吐口水呢？是憎恨？当时我好像还不懂憎恨；是模仿大人的行为？也不对，摸摸胸口，觉得还真有憎恨在里面。反正我弄不清自己为啥要那样做，几十年都没弄清楚。我千辛万苦把照片保存下来，就是想弄清楚，可到今天，我马上就要死的时候，还是没弄清楚。我把它交给你，就是希望你慢慢地帮我弄清楚……”

历史的瞬间，总有那么多相似之处。

但又并不相似。它们一个是正面，一个是背面。

正面和背面都是面。

它们不是相似，而是相同。

从起点出发，走到今天，很可能走到未来，都一直相同。

——难道李教授会认为探讨一下我曾祖母的死，探讨一下那个日本兵的灵魂，是没有意义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