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记》还有一则花絮：1965年2月，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结束，中国京剧一团的《红灯记》剧组在毛泽东观看并首肯之后，南下广州和上海演出，他们甚至来到了当时只是一个与香港有一桥之隔的荒凉、偏僻的小镇深圳演出。

据说在当夜，无论是深圳当地的渔民，还是来自香港的居民，都把手掌拍红了，情绪极其高昂，这种热烈程度让《红灯记》剧组始料未及。

1965年3月16日《解放日报》曾发表“本报评论员”对《红灯记》演出的热烈评论：“看过这出戏的人，深为他们那种战斗的政治热情和革命的艺术力量所鼓舞，众口一词，连连称道：好戏，好戏！认为这是京剧现代化的一个出色样板。”

“样板”一词，肇始于此文，并迅速为戏剧圈内外的人们所接受，用以指代《红灯记》这样经过精心加工创造，被公认为在思想艺术已臻上乘的现代戏代表作。《红灯记》成为最早获得成功的京剧现代戏。

在京剧现代戏汇演中另一个获得好评的是《芦荡火种》，在北京连演一百多场盛况不衰，而其中又以“智斗”一场尤为值得称道。该剧原故事取材于崔左夫的革命回忆录《血染着的姓名——三十六个伤病员的斗争纪实》，20世纪50年代末由文牧执笔改编为沪剧，初名《碧水红旗》，1960年上演时更名为《芦荡火种》。

将《芦荡火种》移植为京剧的改编者有大名鼎鼎的作家汪曾祺，他当时在北京京剧团工作，此外还有薛恩厚、肖甲、杨毓珉等人，汪曾祺是主要执笔。1963年3月底在北京市委汇报演出时，从剧本到导演包括表演者已经焕然一新。整个汇演期间，在江青的安排下，毛泽东只看了《智取威虎山》和《芦荡火种》两台戏。在《芦荡火种》的演出现场，毛泽东没作评价，但几天后由江青传达了几点毛泽东的具体指示：要突出武装斗争，强调武装斗争消灭武装的反革命，戏的结尾要打进去，要加强军民关系的戏，加强正面人物的音乐形象；剧名改为《沙家浜》为好。据说毛泽东幽默地解释：“芦荡里都是水，革命火种怎么能燎原呢？再说那时抗日革命形势已经不是火种，而是火焰了嘛。”

尽管《沙家浜》这出戏最早的剧名曾为《地下联络员》，以地下工作的传奇故事取胜，但江青传达毛泽东的要突出武装斗争而不是地下斗争主导地位的精神，剧组大量加强了本来是配角的郭建光的戏，为他设计了成套的唱腔。这样，郭建光便成了主要英雄人物，阿庆嫂则退居次要地位。而这时的《沙家浜》也已打上了江青的印记。

从革命现代戏到“样板戏”，实质上是一个无法分离的过程。《人民日报》1966年12月26日一篇题为《贯彻毛主席文艺路线的光辉样板》的文章，第一次正式出现了“八个样板戏”的说法。这篇文章第一个把京剧现代戏《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袭白虎团》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以及交响乐沙家浜》等并称为“江青同志亲自培育”的八个革命艺术样板”或“革命现代样板作品”。样板戏自此就与江青开始有了一种不清不楚的关系。

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普通人只知道江青是毛泽东的夫人，对她并不怎么了解。而革命样板戏也是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才得到政治上的高度评价。1964年6、7月间的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中，江青与演出人员座谈的讲话《谈京剧革命》并没有公开发表过。1966年，北京京剧一团、中国京剧院及其他几个剧团并入军队并实行军事化管理后，情况才得以改变。直至此时，拥有人民解放军文艺工作顾问正式头衔的江青，得其门而入，着手实施她的京剧现代化计划。而正式肯定革命样板戏，则是在1967年5月。到了两年后的1969年，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件里，也正式对革命样板戏给予了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