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3年开始，江青还对《智取威虎山》剧目进行改编。《智取威虎山》也是毛泽东曾看过的两部样板戏之一，毛泽东曾提出的修改意见是：要加强正面人物的唱，削弱反面人物。”

《智取威虎山》是上海京剧院一团根据长篇小说《林海雪原》改编而成的。1958年9月17日在上海中国大戏院首次公演，整个戏曲共分十场，上台表演人数共21个（不含解放军和匪徒若干人）。其中正面人物有17个，反面人物则只有4个。

在1958年的演出版本中，侦察队长杨子荣单身闯入土匪窝的一场戏，曾有描写他唱着含情脉脉的流行小调，在土匪窝同与之关系暧昧的土匪头子的女儿打情骂俏，甚至让他说下流话。据说江青批评道，人民解放军勇士被描写得比土匪还土匪，剧本里根本看不到作为战胜土匪思想基础的毛泽东思想，以及世界革命的理想。

在江青的授意下，剧组直接对剧本作了改动。例如，在土匪窝里，杨子荣站在高高的岩石上，演唱起斗志昂扬的曲调，当他唱出最后一句词：“斗严寒，化冰雪，我胸有朝阳”时，背景设计为天亮了，早晨的太阳升上天空，阳光染红了云彩和他所屹立的山顶，音乐跟着奏出《东方红》的旋律，这乃是为了象征毛泽东思想是杨子荣的勇敢和夺取胜利的源泉。原演出版本中，杨子荣进威虎山时，是蒙眼引进，也被改为“大踏步挺身走进”，尽可能地塑造他的英雄气概。而在1958年原来的剧本里，杨子荣最后是牺牲了的。由于江青认为英雄活着的应该要比死的多，杨子荣也被改变了最后结局。

《智取威虎山》第六场的舞蹈编排是样板戏中展示“三突出”和“十六字诀”原则的典型个案。在这一幕中删去了原来的“开山”、“坐帐”等渲染敌人威风的场面，又把座山雕的座位由舞台正中移至侧边，自始至终作为杨子荣的陪衬；而杨子荣则在雄壮的乐曲声中昂然出场，居于舞台中心聚光灯焦点的位置，再以载歌载舞的形式，使杨子荣处于强势，牵着座山雕的鼻子走。这个处理甚至在当时中国最权威的杂志《红旗》上进行了阐述，其中最醒目的是：“只能让座山雕围着杨子荣转，不能让杨子荣围着座山雕转”。这种创作方法甚至抛弃生活的基本常识，让杨子荣向土匪头子献图时，也居高临下，而座山雕率众匪整衣拂袖、俯首接图。

三突出”乃是样板戏的一个特殊“人物观”，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这个创作原则意味着设置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人物谱系，在这个谱系里人物以其阶级归属、政治态度分为“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反面人物被判定为只有陪衬的价值，而且无论哪一出戏，必以“正面人物”取胜、“反面人物”失败为结局。

而所谓“十六字诀”则是“敌远我近，敌暗我明，敌小我大，敌俯我仰”。意思是，在舞台的场面调度上，敌方是以“远、小、暗”的方式来呈现，而无产阶级战友则是以“近、大、亮”的方式来展示。总之，在革命文艺的舞台上，无论戏份儿多少，反面人物都只能是英雄人物的陪衬。

样板戏还刻意对英雄人物进行夸张式的塑造。如《红灯记》第五场，李玉和被捕时，送行的一段戏，剧本原稿上注明：玉和睁眼看着母亲，再用全身的劲握酒碗，把肩膀动了一下，一饮而尽。表演作了夸张的处理后，李玉和的饮酒动作是：他站在舞台中心，庄重地接过酒来，对母亲深情地看了一眼，把脸转向观众，两膀平抬，捧着酒碗，在胸前转着晃动一下，猛地端起，仰脖一饮而尽，因李玉和是在生死离别的时刻喝这碗酒，戏中安排这个夸张的动作，纯粹是为了表现正面人物睥睨一切的英雄气概和奔赴刑场的坚强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