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证明，郭嵩焘的担心纯属多余，李鸿章把他视作一匹千里马，绝不是为了给自己找一个小小的苏松粮道人选。九月十九日，在开赴江桥前线的前一天，李鸿章上奏朝廷，以江苏军务正殷，需才甚急，恳令郭嵩焘无须回避，即以苏松粮道襄办军务。所谓“回避”，是指郭嵩焘与曾国藩是儿女亲家，例应避嫌。李鸿章给曾国藩的信中，大赞郭嵩焘：“筠仙到沪后，众望交孚，其才识远过凡庸，运、藩二篆均可见委，惟至亲避嫌，鸿章以襄办营务入告，似尚大方。拟仍令兼管捐厘总局，以资练习。”

李鸿章的另一个重要安排，是起用刘郇膏。刘郇膏，字松岩，河南人，他和李鸿章同是丁未科进士，李是二甲，刘是三甲一百零一名，有同年之谊。相传刘郇膏初到江苏任知县时，曾在神前设誓，不苟取一文。咸丰八年（1858）调任上海知县，《清史稿》载：“（上海）租界华洋杂处，数构衅，郇膏争执是非，不为挠屈。有招工诱逼出洋者，亲登舟搜获，并追回已去者，民感之，洋人亦帖服。”当地人呼他为“刘青天”。李鸿章一到上海，就奏准刘郇膏破格署任江苏按察使，兼办淮军营务，不久又委他兼理布政使。李鸿章不拘一格用人才，确令人耳目一新。

税厘分家后，淞沪厘捐局与江苏厘捐局便成为李鸿章两个最大的财源。李鸿章量能授官，循名责实，委派蒯德标为淞沪厘捐局督办，薛书常为总办，陈其元为提调；陈庆长为江苏牙厘局督办，王大经为总办，郭柏荫为襄办；知府赵炳麟在上海专办淮军米捐，候补道许道身办理江北米捐；高梯、徐文达办理淮军粮台；张莘亭、陈锡纯为军饷委员。

同治元年（1862）十月二十二日，李鸿章写信给孙省斋（安徽舒城人，翰林出身），讲述自己整顿吏治的决心与幕府的人事安排：“鄙人既膺非分，只有‘不要钱，不怕死’六字，刻刻自讼，仰酬君国，远对友朋。郭筠仙、王晓莲（大经）、刘听襄（汝翼）、秦澹如（湘业）皆襄幕府，吾庐英俊多从游者。仲良（刘秉璋）亦奏调来营，当为分任军事。” “不要钱，不怕死”六字，继承了曾国藩的精神衣钵，以“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为志，昭然彰显出一派豪杰气概。

先后被李鸿章奏调入幕的，还有浙江金华府知府徐宝治、同知衔江西候补知县丁日昌、记名盐运使李元华、广东潮惠嘉道吴赞诚、翰林院编修章洪钧等。在李鸿章的幕府中，除奏调之外，还有一些人是他写信邀请来的，如周馥、陈鼐、薛福成、蒯德模、刘瑞芬、刘含芳、劳乃宣、伍廷芳等。此外还有朋友推荐的，如曾国藩推荐了黄芳，杨宗濂推荐了盛宣怀等。最后还有一些人是自行投效的。在他幕府中，虽然也难免有一些是人情难却的亲朋故旧，但他真正倚为股肱的，都是出类拔萃之辈。在相人方面，李鸿章目光如炬。

现在，所有的角色，无论红脸白脸、生旦净丑，都已各就各位，李鸿章一生最辉煌的四十年，于焉开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