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如果夫人在早上六点半之前没听到客厅里响起打蜡机的声音，她就会过来边捶我的房门边喊：“该起床了！”

我在家信里从来不提我有多饿、有多惨，在天气转冷、节日临近的时候更是如此。圣诞节快到时，我更是想家想得要命。一想起一家人围着钢琴唱着欢快歌曲的样子，我就更加难过了。想象着我们姐妹亲手制作礼物送给对方的情景。夫人这个时候却不停地催促我干更多的活儿，她经常在家里招待客人，但却不许我看他们的圣诞树。“只有我们家的人才能看，”她轻蔑地说道，而她那些比我小不了多少的孩子们也模仿着她的语气嘲笑我。

一天晚上，她设了节日晚宴招待她丈夫以前的大学同事，就是在那天晚上我的心情跌到了谷底。按照佩雷特夫人的要求，我端上了芦笋做开胃菜，没过多久她就按起那该死的铃，提醒我她的客人吃完了，我急忙冲进餐厅准备收拾盘子，但当我进去的时候却看到芦笋还好好地摆在大家的盘子里呢，于是我看了看就出去了。这时夫人又按了铃，同样的一幕再次上演，紧接着又来了第三次。如果我不是已经要发疯了的话，也许还会觉得这一幕相当好笑。

最后夫人怒气冲冲地冲进了厨房。我怎么能这么傻呢？“马上去那儿把那些盘子拿走，”她大吼道，“有教养的人只吃笋尖，其他的都留在盘子里！”或许的确是这样，但之后我狼吞虎咽地吃掉了盘子里剩下的芦笋，它看上去一样好吃。但正当我咽下最后一块芦笋的当口，夫人的客人—— 一位教授走了进来，问我到底在那儿做什么。

我告诉他我饿得要命，身上又一分钱也没有。“我在这儿苦苦坚持了一整年，只是因为我还不够年龄进实验室。”我边说边哭，泪水簌簌地从我疲惫不堪的眼睛里流淌出来。“我想接受实验室技术员的培训，然后进医学院。”

教授十分同情地听着，然后递给我一张名片，并承诺要帮我在合适的实验室里找份工作。他还说让我去他在洛桑（Lausanne）的家暂住，说一回家就告诉妻子这件事。条件就是我要答应他离开这个可怕的地方。

圣诞节前，我终于有了半天假期。于是我去洛桑拜访教授。开门的是教授的妻子，她悲痛地告诉我说她丈夫前几天刚刚过世了。我们谈了很久，她说她丈夫甚至还给我找了份实验室的工作，但她不清楚在哪儿。我离开了那里，心情一落千丈。

回到夫人那里后，我更加卖命地干活。圣诞前夜前，她一直忙着宴请客人，我则一直在忙着煮饭、安排、打扫和洗衣。一天晚上我央求夫人让我看看圣诞树，就看五分钟。我需要让自己重新振作起来。“没门！圣诞节还没到呢。”她厉声说道。然后她又重复了之前警告我的话：“再说只有家人才能看，仆人不行。”就在那一刻，我决定离开这里。连圣诞树都不肯跟别人分享的人，根本不配让我为她用心工作。

我从沃韦的一位朋友那里借了一个麦秆编成的箱子，然后开始筹备我的出逃计划。圣诞节一早，打蜡机并没有像往常那样响起，于是夫人来到我的房间命令我马上开始工作。我没有按她说的去做，而是大声告诉她我再也不会去给地板打蜡了。然后我就一把抓起自己的行李扔到一辆雪橇上，飞奔到车站乘坐早班出城的火车。整晚我都待在日内瓦的一个朋友家，我在那奢侈地洗了一个泡泡浴，喝着暖茶吃着三明治和糕点，还借到了回迈伦的路费。

圣诞节的第二天，我回到了家中。我蜷起我那瘦得皮包骨的身体从送牛奶的奶箱里钻了进去，直奔厨房。我以为家人和往常一样都去山里度假了，所以当我听到楼上传来响声的时候感到有点半惊半喜。原来是埃丽卡，她因为腿脚不好不得不留在家里。她也又惊又喜地发现原来楼下传来的动静是我弄出来的。我们整晚都坐在她的床上，聊着彼此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