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又和父母讲了一遍我的经历。他们听说我被人剥削、挨饿受冻时，都感到非常生气，还很奇怪我为什么不早点儿回家。我给出的解释让父亲不怎么高兴，但鉴于我的悲惨经历，他忍住了没有发火，并让我多吃多睡。

妹妹们回学校了，而我面临的依旧是关于将来的老问题。父亲再次提出让我去他公司上班，但这次他又给了我另外一个选择——这说明他开明多了。他说如果我不想去他那里上班，可以自己另外找份能让自己开心的工作。这简直是年轻时的我听到过的最好的消息，我暗自祈祷能找到一份好工作。

几天后，母亲听说离迈伦只有数英里的费德梅勒镇（Feldmeiler）新开了一间生化研究所，这简直太棒了。我跟实验所的所长约好了见面的时间，并为了这次面试花了一番心思打扮，想让自己看上去更成熟更专业。但其实雄心勃勃的青年科学家汉斯·布劳恩（Hans Braun）博士可能根本就没注意那么多。他看起来似乎忙得不可开交，只是简短地说他需要聪明人马上进入工作，“你能马上来上班吗？”

“是的。”我回答道。

于是我被录用了，成了那里的一名实习生。

“只有一个要求，”他说道，“带你自己的白大褂来。”

这件东西我还真没有。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生怕机会就这么溜走，我猜他看出来了。

“如果你没有的话，我很愿意为你提供一件。”布劳恩博士说道。

我大喜过望，周一早上八点，在实验室看到三件超棒的白大褂时，我更是感到心花怒放。它们就挂在我的实验室门上，上面还绣上了我的名字。我真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布劳恩博士的实验室有一半的时间都在生产奶油、化妆品和洗涤剂。我工作的地方是一个用来研究致癌物质对植物影响的大温室。布劳恩博士认为，在植物身上测试致癌基因要比用动物做实验更加精准，费用也比较低廉。他对这个理论的狂热程度使得这个理论看上去相当可信。一段时间后，我注意到他有时来实验室时一脸沮丧，看什么都不对劲，一整天都缩在办公室里，之后我才意识到那其实就是躁郁症的表现。不过他大起大落的情绪从来没影响过我尽职尽责地工作，我每天都给某些特定的植物注射营养物质，再给其他几种注射致癌物质，然后在本子上详细记录下每天严密观察的结果——哪些正常生长，哪些生长过快，哪些长得不正常或是长得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