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蒂菲奥里医院接受了我的申请，我成为了精神药理学室的主任，同时也为包括神经科在内的部门做一些联络咨询的工作。上班后不久，有位神经病科专家就找我帮忙诊治他的一位病人。我和这位病人谈了谈，他是一位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据说患了心身性瘫痪（psychosomatic paralysis）[心理或情绪上的侵扰导致的瘫痪。]和抑郁症，但我检查后却发现他患的是晚期肌萎缩性侧索硬化（ALS）[全称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神经系统退化性疾病，导致肌肉萎缩和瘫痪。]，一种无法医治的退化性疾病。

“病人就快不行了，他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我向神经病科专家报告。

这位专家不仅不相信我的话，还对我的诊断嗤之以鼻。他认为病人只要吃点镇静剂，就能摆脱不正常的心态。

但几天后这个病人去世了。

我的诚实坦率和一般医院的作风格格不入。但工作了几个月后我注意到，许多医生都会习惯性地避免谈及任何与死亡有关的东西。那些濒死的病人所受到的待遇，比州立医院那些精神病人好不到哪儿去。大家都对他们避之唯恐不及，甚至还会虐待他们。没人愿意跟他们讲实话。有的癌症病人会问：“我是不是快死了？”而医生则会回答：“哦，别胡思乱想了。”那可不是我的作风。

不过我认为不只是蒙蒂菲奥里医院，在许多其他医院也没几个像我这样的医生。很少有人和我一样，在饱受战争摧残的欧洲村庄做过救援工作，更没几个做过母亲的。而且之前治疗精神病患的经验告诉我，有一种神奇的治疗力量能够超越药物、超越科学。那正是每天我为医院病房带来的东西。

我在探视病人时会坐在床边，握着病人的手和他们聊上好几个小时。从中我发觉每个濒死的病人都渴望得到爱、抚摸，渴望有人和他们交流。濒死的病人并不想要他们的医生和自己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他们渴望医生能和他们说实话。即使是自杀倾向最严重的病人通常——虽然并不总是如此——也会相信他们仍然有活下去的意义。我会对病人说：“告诉我你的想法，它能让我帮助其他人。”

但可悲的是，情况最糟糕的病人——那些病入膏肓，很快就会死去的病人——却受到了最差的待遇。他们的病房离护士站最远，整天被迫躺在明晃晃的灯光下，却没法关灯。除了在规定时间内，任何人都不能探访他们。他们被扔在那里孤零零地等死，就好像死亡是一种传染病一样。

我拒绝这么做，在我看来这是完全错误的做法。无论要花费多长时间我都会陪在濒死的病人身旁，并且告诉他们我会一直陪伴着他们。

虽然工作范围遍及整间医院，但我和那些所谓的情况最糟的濒死的病人却走得最近。他们都是我遇到过的最好的老师。我看着他们挣扎着接受自己的命运，听着他们狠狠地咒骂上帝，在他们哭喊着问“为什么是我”时，我只能无奈地耸耸肩膀；我也听到他们和上帝重归于好。我发现，如果有人对他们表示关心，他们就会慢慢地接受这个事实。我把这些都归为死亡的不同阶段，而我们在面临失去的时候，也会面对这几种阶段。

通过倾听病人的述说我发现，其实所有濒死的病人都知道自己快死了。医生的问题既不是“我们要告诉他吗”，也不是“他知道吗”，而唯一要问的就是：“我们能倾听他的心声吗？”

在地球另一端，我自己的父亲也很想找个人听他说说话。9月，母亲打电话来说父亲病危住院了。她向我保证这次绝不是假警报。曼尼脱不开身，于是第二天，我带着肯尼斯搭早班机回到了瑞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