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晚，我看着在睡梦中痛苦不堪的父亲，在他痛得快要撑不住时，甚至还帮他注射了吗啡。但第二天下午不幸还是最终发生了。父亲从极差的睡眠中醒了过来，他让我打开所有的窗户，好让他能更清楚地听到教堂的钟声。我们静静地听着德累斯顿圣十字教堂（Kreuzkirche）的钟声，然后父亲开始和祖父说话，向他道歉，说自己不该让他死在可怕的疗养院里。

“所以现在我才要承受这样的痛苦以赎罪吧。”他说道，然后他又向祖父保证，说自己很快就会见到他。

在他们交谈时，父亲转过身来让我给他倒杯水，他居然能清醒地随意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进出，这让我感到十分惊讶。当然我看不到祖父，也听不到他说话。很显然，父亲还想着很多未完成的事情。那晚他的情况迅速恶化，我一直在他旁边的小床里看护着他。早上起来我把他安顿得舒舒服服，亲了亲他温暖的额头，握了握他的手，然后溜到厨房里去倒了杯咖啡。我只不过去了两分钟，等我回来时，父亲已经走了。

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我和母亲坐在他的身旁和他告别。他曾是一个很伟大的人，但现在已经不在了。无论是什么造就了父亲——能量、精神或是思想——都已经悄然而逝了。他的灵魂已经脱离了肉体，飞向了别处。我知道祖父正带着他飞去天堂，投入上帝那充满无私之爱的怀抱中。我对死后的世界一无所知，但我知道父亲已经找到了最后的安详之地。

接下来要做什么？我通知了城市卫生部门，他们会来搬走遗体，还会免费提供葬礼上的棺材和轿车。我们雇用的护士一听说父亲去世就匆匆离开了，我只能自己来处理父亲的遗体。我的一个朋友布丽姬特·维利绍医生（Dr.Bridgette Willisau）仗义相助，和我一起清理了父亲枯瘦的身体上所有的脓汁和粪便，然后小心翼翼地为他穿上了一套体面的衣服。我们以一种崇敬的态度默默地做着这些事情。我想感谢上天，让父亲有机会看到肯尼斯，虽然时间很短，但起码我儿子知道了谁是他的外祖父。我就从来就没见过自己的祖父母。

两位卫生部门的人带着棺材来到了我家，我们已经给父亲穿戴整齐，把他放在了房间干净整洁的床上。他们轻轻地把他放到了棺材里，其中一人把我叫到了一旁，小声地问我是否想要在花园里采一些花放到父亲的手里。他怎么会知道？我又怎么可能忘记呢？正是父亲让我爱上了花草，让我发现了自然之美。我抱着肯尼斯跑到了楼下，在花园里摘了几朵最美的菊花，将它们放到了父亲的手里。

葬礼在三天后举行，就在他的女儿们结婚的那个教堂。父亲的同事、学生和滑雪俱乐部的朋友们都聚在这里悼念他。除了哥哥，全家人都参加了葬礼，我们一起为他唱了他最喜爱的赞美诗。我们的心中充满悲痛，但没人留下任何遗憾。当晚我在日记中写道：“父亲这辈子真真切切地活过了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