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蒋先生，我这辈子都不可能碰《明儒学案》。

如果没有蒋夫人，我可能还继续沉迷于佛学之中而不能自拔。

如果没有曾约农、董显光、周联华三人，我也不会这么快就走上基督之路。

“曾显华”，是我走向基督的领路人。

通过对张学良与宗教关系的梳理，至少我们可以确知他于1964年皈依了基督教。他为何在晚年虔诚地信奉基督，我们需要从更多的角度和更深的层次上来揭示这一现象背后的真正原因：

一是缘于早年青年会的经历。张学良喜欢新鲜事物，十六七岁就在青年会接触了西方基督徒，因对基督徒产生了好感，对基督教也发生了兴趣，这为晚年的皈依打下了基础。

二是缘于他被幽禁54年。54年的无所事事，为他专心研究宗教提供了可能。张学良真正与宗教的关系始于他1937年被幽禁于浙江奉化，自从被幽禁直到2001年离开人世的64年中，前16年以研究儒学、佛学为主，后48年主要研究基督教，这在同时代的政治人物中恐怕没有一个有他这样的“条件”。“我们念神学，念了十九年。如果一天到晚打仗，怎么能念神学？”

三是缘于基督教义和他对自己痛苦人生的某种理解有一个神秘的契合。基督教创立之初原本属于被压迫者的宗教，另外基督教教义宣扬人类从其始祖亚当和夏娃起就犯了罪，只有信仰上帝人类才能获救。被幽禁期间，张学良经常反省，他认为自己有罪，参加内战，“我们对不起中国的老百姓，真是犯罪啊。”西安事变后，“我到南京请罪。我去南京，可以把我枪毙，也应该把我枪毙，我是叛徒。不管西安事变怎么样，那不说，我劫持长官。”这种心理正好和基督教教义的原罪说有一种契合。

四是缘于现实的无奈和宋美龄的“引导”。张学良研究基督教始于失去人身自由、生命操控于蒋氏父子之手的情况下，受宋美龄“引导”所致。他信上帝，一是出于无奈，二是出于自保。如果他不失去自由，他不一定走向神学之路；如果不是宋美龄“引导”，他不一定信基督教；如果他不学习19年《圣经》，他不一定成为基督徒。用他自己的话说：“你要是不研究的话，你根本就不会信。”

由此可见，尽管张学良信奉基督，固然是在宋美龄的“引导”、三位“家庭教师”的影响下乃至他当时被幽禁的情况下发生的，但这只是表面的直接原因，而他既往的特殊经历、基督教义本身的内容特质和他对人生的理解与追求产生了某种契合，才是他真正走向神学之路的最深层、最根本的原因。西方一位哲人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最初所想的是上帝，以后是理，最后是人。”傅斯年：《人生问题发端》。所有信教的人未必都是如此，但笔者认为用来概括张学良信教的心路历程却很适宜。通过对张学良宗教历程的梳理，人们会发现他基本上是循着近神、明理、做人这样一条线：从年轻时茫然接近基督教，接着在孤寂中研习佛教，后来又在别人的“安排”下研究基督教，他在研究教义的同时观察现实，在痛苦中反思自己的人生，逐渐认识到仅用世俗的理性是无法解释这满腹是理却无处申冤、满身是能量却不能释放的现实，更无法摆脱明知天上有日月，却昼夜不见光亮，天下路千条却无一条走得通的人生困惑。逐渐逐渐他把目光投向了神秘的遥远，并在遥远深处发现圣光向他射来。他终于走上了一条通往“精神家园”的路，一棵随风飘荡的浮萍终于找到了扎根的泥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