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鲁迅也面临着另外的问题。鲁迅与左翼青年的反抗，都是在激愤的情绪下判断中国的现实和文化，肯定受时代语境的影响。有时对另类文化的判断也未必准确。总体上来说，鲁迅的判断是深刻而生动的，立场还是纯粹知识分子的立场。但他对胡适的很多批判，是依据二三流小报，并不都准确。

三联生活周刊：在左联，鲁迅是“旗手”。他和左联的关系如何？

孙郁：在左联成立的开幕式上，鲁迅做了讲话，后来就没有什么作用了。“旗手”的地位是被捧起来的，其实他没有权力，当时书记和秘书长都不是鲁迅，权力是在周扬手中。鲁迅进入左联后，发现这里成了个“衙门”，新的主奴关系形成了。所以他又开始抵抗左联，和周扬的关系也很紧张。

有一次，他看到周扬办的杂志《文学月报》里的文章是骂人的话，他就写了一篇文章《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鲁迅自己也讽刺过人，但他有技巧，是讲道理的，不是那种赤裸裸的骂人。他觉得中国左翼作家在洋场上穿着西服、跳跳舞，很布尔乔亚，那不是真正的民间生活。鲁迅认为一部分青年应该到现实中去，去改造社会。他认为自己待在书斋里是一种无奈、无能的表现。告别书斋到民间去改造社会，才是最有出息的年轻人。

他看不上创造社、太阳社和左联的那些作家。他认为他们都是“政治留声机”。鲁迅追求“在思想丰富的同时，要技巧的上达”。他曾在一篇文章里说：“年轻人不要以为翻译了几部小说、写了几首诗就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没那么容易，要不断地！不断地！努力。”

他曾介绍郁达夫进入左联，但一些左联作家说郁达夫是色情作家。鲁迅认为郁达夫是真性情，你们才是伪君子。

三联生活周刊：鲁迅批判了“政治留声机”，而他自己的一些文章也含有政治因素，那怎么去理解他的这种批判？

孙郁：鲁迅首先没有认为自己是一个像样的作家，他一直对自己评价不高。他看到自己的问题，可他认为周边的人的问题更多。像萧军和萧红还好一点，他就支持他们。他觉得他们还年轻，只要没有一些旧文人的毛病，慢慢会成长起来。他自己的写作有政治的因素、有功利的东西，但不是八股。那时候有很多作家的作品是八股。

三联生活周刊：1931年至1932年，左联与“第三种人”展开论争。论争以文艺的阶级性、文艺性与政治的关系为中心。联系鲁迅思想的变化，他早期接受“进化论”，1927年以后开始接受了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的理论。他对“第三种人”的批判是否也基于一个“阶级分析”的观点？

孙郁：是的。接受阶级的观点是鲁迅晚年特别大的变化。1927年以后，他有了明显的阶级观。鲁迅认为统治阶级拥有强大的社会机器，老百姓无权无势，这就是有阶级差别。他认为你不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就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

有人说鲁迅晚年身边有很多日本人，他是不是汉奸？这个说法很荒唐。鲁迅当时是世界主义者、是阶级论者，日本的社会也有统治阶级和非统治阶级，他接触的都是日本的底层的知识分子，流浪者、左翼人士。鲁迅觉得这些人都是反专制的，和我们反对国民党是一样的。

今天看鲁迅的这种思维有些简单化。现实社会是复杂的，不能用“非左即右”的方式去划分。精神存在也是有无数种可能的。为什么必须只有两种可能？鲁迅有独断的思维，这是他的缺点。

三联生活周刊：鲁迅与梁实秋的论战也是文学与阶级性的展开。在这场论战中他想要说明什么？

孙郁：梁实秋信奉“白壁德主义”，他的观点是：“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白壁德认为法国大革命以后的东西都错了。而梁实秋在哈佛学的白壁德的讲义是在很多年之前。他回国后，中国社会动荡，尸横遍野，阶级矛盾与斗争已经非常尖锐了。这个时候，他再讲“超阶级的爱”，语境就有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