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37岁夏衍的终于完成了他的剧本《上海屋檐下》，几天后，这个剧本开始排练，准备正式演出。夏衍对于这个剧本的公演抱有很大的信心。因为这个本子的故事很好，与当时名声很大，上演次数最多的《雷雨》《日出》等相比，毫不逊色。

故事是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一段三角爱情，是一群集聚在老式弄堂拥挤住宅里的小人物生活和命运的悲剧，是一部悲欢离合与喜怒哀乐交织的大合奏：

被捕入狱八年的革命党匡复终于被释放了。他到好友林志成家探询自己妻子彩玉和女儿葆真的下落，但却得知了一个让他心碎的消息——妻子已与林志成同居，因为他们早就听说匡复已死。这三个人都陷入难以解脱的内心矛盾和痛苦之中。彩玉想和匡复追寻过去的幸福，但当林志成负疚欲走时，两人回想起八年患难与共之情，又难以分手。最终匡复理解和原谅了他们，在孩子们的劝告下，匡复克服了自己一时的软弱与伤感，留言出走。全剧除了这条主要情节线而外，还有几类人物：失业的大学生，被迫出卖自己身体的女人，勉强糊口的小学教员，儿子战死的老报贩，这些悲苦的人们都拥挤在同一个“屋檐下”，合奏着“小人物”的生活交响曲。

《上海屋檐下》是中国的戏剧创作的一次大突破，中国的戏剧美学思想由此开始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它完全突破了传统中国戏曲和文明戏以故事情节取胜的创作模式，而是将一群小人物的细微事件交织在一起，通过人物种种的语言和动作，进行了绝妙的心理描摹。

中国自唐宋时期有传奇故事开始，到元明的戏曲，创作中似乎都在遵循着同一个规律：在故事进行到曲折的变化时，往往以情节描写为主，而不采用直接的人物心理描写。西方文学在近代现实主义创作思潮勃起之前，也是着重于情节故事，无论是莎士比亚，还是莫里哀等人，他们都有一套编剧法则来指导自己编创剧本的情节结构。17世纪，法国的斯特里布干脆将戏剧做成了一系列细节精致、情节严谨的结构剧，就是在后世被广为赞颂也广为批驳的“佳构剧”。但是19世纪以来，易卜生、萧伯纳，尤其是俄国的契诃夫完全打破了这种模式，将小人物和小事件，甚至是哀愁思绪，一些成不了情节的生活元素都统统写到戏剧里，使他们的剧本里充斥着散文一样的盎然诗意。他们的成功，证明了其实文艺作品不一定非要有引人入胜的情节，吸引观众的不仅可以是故事，让观众感同身受的可以是一种思想，甚至是人文关怀！他们改变了西方观众的欣赏习惯，拓宽了文艺的思路，也革新着近代文化的精神！

而中国的古典小说、戏剧拘泥于情节，比较容易落入程式化的窠臼。到了近代，文艺风格依然没有突破，像是曾经风行的“才子佳人小说”、“鸳鸯蝴蝶派”等，依然在延续着古典文艺的俗套。这样的创作方式，到了文明戏、爱美剧时代，虽然有许多崇尚西方文艺的剧人们试图打破，但却因为一味模仿西方，反而失去自我，末了还是落入到编故事的套路里去。进入话剧时代，曹禺的《雷雨》问世，开创了话剧的新时代，但是其中乱伦、负心、自杀等情节还是有模仿古希腊和西欧戏剧的影子。就是曹禺自己也承认“《雷雨》写得太像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