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初期，共和国在经历了“反右派”、“反右倾”和“大跃进”之后，党的文艺政策再次出现调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也再度被人提起。在著名的“广州会议”上，最突出的基调就是提倡作家在一定的大前提下，可以自由选择熟悉的写作题材。

作为满族人，老舍从青年时代就有一个愿望，就是要写一部完完全全以北京的旗人为题材的作品。

他从小到大生活在北京城里，十分清楚旗人，尤其是下层社会的旗人们为生计而挣扎、历尽艰辛，但又因生在“天子脚下”而产生的盲目自大的心态。

二百年积下的历史尘垢，使一般的旗人既忘了自遣，也忘了自励。我们创造了一种独具风格的生活方式：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生命就沉浮在有讲究的一汪死水里。

自传体长篇小说《正红旗下》是老舍一生中第一次如此充分、如此正面地展示满族人的生活。作品从19世纪末满族一个贫苦的旗兵家庭中一个儿子的诞生开始写起，充分反映了八旗生计问题的严重化，写下了被汉族同化的旗人们的精神危机。在这部作品中，描画一幅满民族习俗的风情画卷是老舍的写作目的。

小说虽然只开了一个头，但旗人们的语言、心理、风俗和独特气质在作品中得到了完全的表达。它展示了老舍先生在晚年炉火纯青的艺术功力。

可惜历史和命运没有赐予老舍完成这部作品的幸运，写到八万字的时候，他被迫搁笔。

1963年初，文艺界喊出了“大写十三年”的文化口号，提倡新中国的作家要有“厚今薄古”的精神，描写共和国建立以来的“新人新事”。

而老舍的《正红旗下》自然有“叙旧怀旧”的嫌疑，虽然心里非常不舍，但他只能就此搁笔了。

他只能小心翼翼地生活。这几年来的政治气候非常多变，他不知道以后还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小心一点总是必要的。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文革的第一炮就是要铲除黑五类的文艺家，老舍因为在当时文坛上的成就和地位，成为杀鸡儆猴的第一批目标。

但是老舍出身贫苦，平日又是作风严谨、生活朴素，实在没有“劣迹”可寻，于是江青说：“老舍每天早上要吃一个鸡蛋，是一个资产阶级作家。”因此老舍由“文艺工作者”一夜之间成了“反革命分子”。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从身份改变的那天起，老舍也变了，原本性格阳光的他变得阴郁、多疑、焦虑。

一天，他难过地给好朋友臧克家打电话：“现在我身体不好，吐痰里带血，我酒也不喝了，烟也戒了，市委同志讲，就在家里休息休息吧。我听了以后，心里多少话要讲，多少苦要诉呀。但是，只有双眼流泪啊。”

而臧克家面对满腹委屈的老舍，也只有几句苍白的劝告。这也难怪，非常时期，谁的日子也不好过，那时候基本上所有有点名气的作家、知识分子或是文艺工作者，都是被打击的对象。

如他的老朋友曹禺，也莫名其妙地被卷进了政治漩涡，在遭到一番严厉的批斗后，下放到牛棚进行改造，每日不仅要进行繁重的劳动，还要不停地写检查、打报告、汇报思想。他的妻子方瑞受尽惊吓，服药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