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在8月受到上海市文联“造反派”批判，开始了改造、检查、被批斗和强迫劳动的生活，后来又被送到奉贤县的“五七”干校，从事搬运稻草、抬粪水、种菜、喂猪和搓绳等劳动，其间经常被押回上海，到工厂、学校等地接受游行批斗。他所遭受的精神折磨日甚一日，后来每日抄录和背诵意大利诗人但丁的《神曲·地狱篇》，一度陷入了极大的精神危机中。

甚至田汉这个曾经为新中国的诞生立下汗马功劳的“红色”作家，也未能幸免。他被江青扣上了一顶“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他在1961年编写的历史剧《谢谣环》被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在全国范围进行批判。一时间，田汉从一个全国闻名的作家变成了文艺界有名的“大走资派”，此后又被投进监狱服刑。

为了改变自己的处境，老舍这位素来以“真性情”著称于文坛的老作家，也有过一次妥协。1966年他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名为《陈各庄上养猪多》的诗歌：“热爱猪，不辞劳。干劲大，不识闲。越进步，越学习，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试图以此来体现自己作为劳动者的觉悟，读来不由令人心酸。然而，就是这首言不由衷的诗歌，竟成为老舍发表的最后一篇作品。

写这首诗时，他的心中一定很困惑：自己也是穷人家的苦孩子出身，一辈子都在为穷人说话，在文章中多次批评旧社会的不公、势利、拜金与贫富不均，为什么就被划成了黑五类？成为了反革命作家？

1966年8月23日，老舍被红卫兵捆绑带往国子监的孔庙批斗，在震天的“打倒反革命分子”口号声中，老舍跪在地上被轮番殴打三小时。期间老舍因不满身上所挂的“反革命分子”牌子而稍有反抗，当即被斥为“现行反革命”，又是一顿毒打。这还不算完，“散场”后他又被抓到派出所交由警方讯问。

晚间，遍体鳞伤的老舍在妻儿的担保之下终于被接回家，但他第二天必须继续到派出所报到。

第二天，老舍没去派出所，而是独自来到北京城外西北角的太平湖，他坐在湖边痴痴发呆，不吃不喝，最后投湖自尽。

为什么老舍先生要选择太平湖作为最后的归宿？老舍先生的儿子舒乙接受采访时说：

我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不太明白为什么老舍先生选择太平湖作自己生命的终点。后来有一次，我很偶然地看到一张1949年以前的北京老地图，发现太平湖位于北京城外的西北角，隔着城墙正好对着西直门内的观音庵，这个地方是老舍先生母亲的住地。我忽然明白了，他又回到了母亲的怀抱。历史有的时候是要走圆圈儿的，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