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既然非洲已经不能通过工业化这条经典道路而实现现代化，便需要另找一条新的发展道路。这在历史上不是没有先例，曾有一些国家，通过“非典型”道路而实现了现代化。

澳大利亚就是一个例证。它自19世纪以来，先是被整合进大英帝国的经济圈，后来又被整合进美国的经济圈，通过出口农产品和矿产资源等原材料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这带来了对服务业的需求，于是澳大利亚从第一产业直接催生了第三产业，其第二产业规模很小，近乎是被跨了过去，产业的升级使得澳大利亚也实现了现代化。就国家层面而言，其代价是，放弃了国家在国际经济秩序中参与“形式”构造的追求，甘为“质料”，但参与“形式”构造原本就不是小国所应当追求的。而就个人层面而言，每个人都生活得自尊、富足，具备了完备意义上的个人的“形式”，国家“形式”于是在某种意义上被虚化。

这很可能是非洲国家未来应走的道路，也是在三大经济圈结构下，中国能够拉动非洲国家去走的道路。

在中国经济增长的持续拉动下，非洲国家有机会通过向中国出口原材料从而积累资本，以此形成融资平台吸引外来资本的进入。通过某些机制设计，使得这些资本不至于再大量流入个人腰包，而是转入国家公共财政。公共财政的主要部分投向能够帮助恢复非洲乡村生产生活的基础设施建设，以此逐渐地推动市场导向的农业经济复兴起来，进而消化过度城市化所带来的严重失业问题。在必需的农业生产要素的分配过程中，短途贸易会发展起来，这是最有利于财富均衡分配的一种自生秩序。接下来的长途贸易会将农产品引入国际市场，这种贸易易于征收税款，会进一步优化国家的财政状况。为了能够使得小农户发展起来，撒南非洲还需要建立小额贷款体系，构成农业复兴的微观金融基础。该种体系的运作可以模仿穆罕默德·尤努斯的格莱珉银行在孟加拉国的实践，能够有效地帮助穷人摆脱贫困，缩窄穷人与富人之间的收入差距鸿沟，从而这些国家也才能消除使其政治不稳定的社会因素。

中国在这整个过程中，与非洲有深层次的合作空间。一方面，在特定的财政机制设计、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小额贷款体系建立的过程中，中国可以起到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不仅可以吸收非洲的矿产原材料，更可以充分吸收非洲提供给世界市场的农产品，这是前一方面能够可持续展开的前提。

在这个过程中，非洲因多年的战乱和畸形的经济结构而导致的畸形的社会结构，会逐渐恢复到一个有机健康的状态，非洲的乡村将恢复勃勃生机。作为一个未被工业革命所深刻影响的社会，恢复生机的非洲是人类原初精神的最后家园与守护地。非洲的这种文化生态本身便是有价值的，人们会愿意为其付费。具体说来，就是旅游产业、艺术产业、文化产业的发展，让人们愿意到这里来寻找心灵的安顿，或是精神上的启发。于是，非洲便迎来了产业升级，从第一产业过渡到具有非洲特色的第三产业，从而提升自己在价值链当中的位置。

这是一种基于当今世界经济秩序而对非洲经济发展所做的分析，其中的想象可能很大胆。这种发展路径，如果一切进展顺利的话，整个过程大概也需要以30—50年为单位来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