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中央党部大肆屠杀学生，就像斩萝卜似的毫不留情。为反抗党部的此种行为，蔡元培、宋庆龄、杨杏佛和林语堂（那时林语堂还不算知名人士）等人共同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开展了诸多活动，在社会上颇为活跃。同盟的宗旨在于维护人类的生存权，其立场非常单纯，颇具人道主义精神。

其实我原本也打算加入该同盟，可是鲁迅先生说：“你还是莫加入的好，一旦中日关系恶化，你就可能被当作间谍处理，要慎重啊……”于是我便打消了加入的念头。

时值中央党部无故屠杀中国人的事件在世界各国被相继报道，由于林语堂擅长英文，先生又懂德文，加之宋庆龄、蔡元培大量撰写文章，所以短时间内民权保障同盟的名字已为世人所知晓。

中央党部为打压同盟的活动不惜使出暗招，想暗杀同盟成员来杀一儆百。可就在暗杀对象的选择上颇费了一番脑子。

从地位上来看杨杏佛可能要高于鲁迅，但其影响却很小，在青年人中没什么影响力。当时我接到一个电话，说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党部遂决定选择杨为暗杀对象。

我把这些信息转告给鲁迅先生，他听完后马上动身去了同盟。考虑到危险性，我劝他在我家暂避，可他说“在哪都一样，该来的总会来的”，最后执意去了同盟。许夫人急忙赶来问先生的去处，由于形势紧迫，未能同去。那时候局势相当严峻，但先生得以安全渡过此次劫难。

之后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他依旧说“该来的总会来的”，然后坦然地出门。

迫于当时的形势，再加上他身体有病痛，于是我把他们一家三口藏在了家里。他们终日不出门，像是被“软禁”了一般。后来事情慢慢平息下来，先生一家也平安无事，而民权保障同盟不知何时解散了。

离开广东中山大学的时候，鲁迅先生就已经明确了自己与蒋介石的相反立场。蒋介石秉承了孙中山的容共政策，鼓励学生留学俄国，给学生以最高待遇，可是后来却推行清党运动，大肆杀害学生。

有段时间人们大力声讨蒋介石的这一欺骗性政治活动的诸多弊病，说如果国民党内部容许这样的政治活动，那党本身也在进行一场欺骗性的政治活动。

蒋介石是浙江人，鲁迅先生也是浙江人，但这不能阻挡两位同乡立场上的对立，他至死都在反对蒋介石和国民党，这一立场坚定不可动摇。

他从广东来到上海不久，当局就发放了逮捕令。那时我不无担忧地说：“逮捕令都出来了，这下可危险了。”可他却毫不在意地说：“不用担心，没事的，发逮捕令也就是想让我老实安静点儿罢了，如果真想逮捕我的话，应该是一言不发直接过来解决掉我。”

那时先生用笔名在《申报》的自由专栏里发文章，一般不出三天，就被人发现了，于是又改笔名。那个时候是他笔名用得最多的时候，估计有五十七八个。

原稿是绝不能直接发出的，而是经由先生的妻子修改之后再发出。当时论战也相当激烈，其中尤以与创造社、太阳社间的论战为多，而论战的对象有国民党及其他各色人等。每当疲于论战时，先生就会到我那里与我畅谈。

各派人士聚在一起漫谈时也是在我家，这时我定会邀请先生。如果我的注意力、观察力再高那么一点儿的话，就能抓住更多他在漫谈中所说的事情，可现如今，他说过的话大体已模糊了，我亦无法从中汲取什么了。

可以说，有十年时间我都过着与先生同吃一锅饭的生活，可现在却无法捕捉更多他当年的话语，实属遗憾！

——《大陆新报》一九四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