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刚到京师不久，司马光就当着皇帝的面和他发生争吵，这次争论似乎总括了双方基本的差异。当时府库空虚，春祭之后，皇帝想免掉大臣的银钱丝帛例费，替皇家省钱。司马光和王安石为此热烈争论。王安石坚称，国库耗竭是大官不懂财政的结果。

“你所谓的财政，”司马光反驳说，“只是增加人民的税金和例费罢了。”

“不，”王安石说，“好官能增加国库收入，却不加重税款。”

“一派胡言！国家的财富有限，财富不是在人民手中，就是在朝廷手中。不管你执行什么策略，运用什么名义，只不过是收集民财交给朝廷罢了。”

皇帝和司马光意见基本相同，于是，新政暂缓了一两个月。

不必身为经济学家，尽可相信国家财富的两大要素就是生产与分配。要增加国家的财富，就必须增加生产或善加分配。然而在王安石的年代，既没有工业，根本不可能增加生产，于是财政鬼才只能在分配方面动脑筋。王安石志在充实国库，所谓增加国家财富就等于增加朝廷的税收。王安石明显看出，自由企业制度下，富商和地主非常赚钱，他认为朝廷可以收取自由企业的利润，自己做生意赚钱 。结论十分有力，他用的名词也很新鲜。他要“钱平”，要平均财富，“抑兼并济贫乏”。他要阻止农人向地主借高利贷，朝廷可以在春耕时期借钱给农民，在收割后再叫他们还钱，这是便民的伟大措施。王安石告诉皇帝，这些措施都是“富其民”。但是史籍记载，他迟疑良久之后终于决定放债，却是因为一个小官说，朝廷投资五十万元，每年就可赚进二十五万的利息，因为一年收成两次，每年可两度收到百分之二十或三十的利钱。

各项改革从熙宁二年（1069年）开始，八年后，王安石和皇帝都对新政很心烦，彼此也不太满意，变法就惨兮兮地结束了，这里我们不愿多谈改革的细节，只谈谈这些措施的概略。

最重大、最知名的有九项，为了方便起见我把它们归成三类。一共有三项国营企业措施，三项新税和三项管制人民的登记制度。三项国营企业设施是：均输法（国营贸易局）、市易法（国营零售店管理局）和利息二分实收三分（加上申请和登记费）的青苗贷款。三项新税是免役税、商税和所得税。登记制度是把人民编成十家一组的征兵单位（保甲法），重新登记土地和马匹（方田均税法和保马法）。大体说来，这些措施接近现代的集体经济政策。

国营企业由熙宁二年（1069年）七月开始，先设立全国或省际的批发机构。皇帝相信朝廷可获得极大的利润，就拨出五百万缗现金和三百万石的稻米做本钱，接收省际货物和原料的贸易。这一制度马上遇到实际的困难。那一年二月，朝廷先成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负责研究计划和条款并公布。东坡的弟弟子由也是条例司的官员之一。子由上表指出，朝廷接收全国贸易，自由企业马上就会瘫痪，因为各地批发商无法和朝廷竞争，朝廷和商人难免互扯后腿，而且他否认府库有利可图。私人商业有既定的信用系统，朝廷却没有这些便利，势必要先高薪聘请人员，建立堂皇的官舍。这种生意将不是依照供求关系来经营，而是看佣金多少来处理，照私人交情分配利益与合同。子由说，由于官僚制度的缺点，朝廷无法压低买价，进货成本一定比独立商人更高。因此，赔钱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