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集中登记管理人民，还有方田均税法和保马法。王安石的新法正如一切集体制度，绝不肯放任人民自由生活。朝廷一心要照顾百姓，必须确实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拥有哪些东西。正如一切集权制度，他们没有特务就无法统治，于是，特务制度在熙宁五年（1072年）建立，幸亏苏东坡当时已离开京师。朝廷若不把御史台控制住（相当于今天的报章杂志），以甘心效忠的同党手下人填满，这个新政权也是无法发挥作用的。王安石认为，控制文人的思想更属必要。他和古代的王莽、近代的希特勒一样，具有“一个国家、一个信仰、一个领袖”的信念。他像希特勒，遭到反对就大发雷霆。现代精神病学家可以把他列为妄想狂。

显出他的“妄想狂性格”，以及使一切史学家和批评家公认为不可原谅的倒不是他的政治和社会改革作风，而是他把自己当做经书唯一的评注家。以前王莽曾窜改古书，现在王安石写了《三经新义》，还把它定为官方的标准，取代了过去的一切大经论家。王安石学问不错，但是不足以取代郑玄、马融、陆德明等古代巨儒。这样不仅是滥用权威，也是污蔑学术。试卷通常都引用古文，考生的解释必须统一。他立下这个新标准，国内的读书人都必须研读王安石每一方面的意见，从政治原则，佛家色彩极浓的儒家思想到“鹑”“枭”“雉”等字的语源，不一而足。苏东坡出京之后，有一次监考地方考试，曾写诗说，他对考生思想的统一和贫乏非常痛心。

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充满佛教色彩，和他的语言学一样，创意高，学术基础却不够深。然而，他深信自己对古代思想和政治制度的分析完全正确。《三经新义》奇差无比，他死后就被人抛到脑后，没有一篇留存下来。但在他当权时期却是应考学者的“圣经”，稍微不合宰相的解释，就会名落孙山。他只花两年时间便完成了《三经新义》，尤其是对学术的一大侮辱。这本书在熙宁六年（1073年）三月开始动笔，由他的儿子和一位小政客帮忙，熙宁八年（1075年）六月就出版了。仓促而就的作品被定为儒经正统的注释，王安石意见一改，新的版本马上问世，考生都知道他们的前途要看自己能不能跟上修订本而定。

这里不谈王安石的学问，苏东坡却觉得实在难以容忍。他的学问比王安石强多了。不过我要提一下，王安石的“字说”非常滑稽，和所有半吊子的语源学差不多。除了《三经新义》，当时学者最气的就是王安石所创的语源讨论。他的“字说”研究字的构造和起源，不用比较法，却凭个人的幻想。王安石相信这是他对学术最创新、最持久的贡献，晚年还继续研究，完成了二十五卷。西方学者不难明白，学者若运用想象力，不受科学方法的约束，要完成二十五卷语源学实在太容易了。“幻想语言学”一天可以编出十几部。为什么一个字由某些偏旁组合起来就表示某种意义，倒是很容易也很好玩。王安石有五十多条字说留传下来，大部分成为茶余饭后的趣闻。苏东坡和王安石的许多玩笑话都和这些“字说”有关。

苏东坡喜欢用归谬法。中文有一个“鸠”字，由“九”和“鸟”两部分所构成，读音如“纠”。王安石竟不顾语音学的道理，一心想从字意找出些趣谈。有一天，苏东坡和王安石闲聊，忽然问道：“对了，‘鸠’字为什么由‘九’和‘鸟’所构成？”王安石答不出来。苏东坡取笑他说：“我告诉你，诗经说‘鸤鸠在桑，其子七兮’。七只小鸟加上父母两个，不就是九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