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景如此暗淡，他怎么能向玛莎求婚呢？他该如何对她解释他想当科学家的计划所受到的这次意外挫折呢？往后他怎么糊口？更不用说养家了。他怎么能熬过四年的医院实习？学外科，他笨手笨脚；皮肤科，他觉得枯燥；内科，他缺乏诊断才能；神经科，他所知有限，也就是他的朋友约瑟夫·布洛伊尔教给他的那一点知识。只有精神病科，能在迈内特教授指导下做大脑解剖，倒还差强人意。他已经在迈内特手下学过临床精神病学，颇受教授赏识，并在“定位”技术上得到过教授的真传。可是，那些上门求医的病人中，谁也不会愿意让人把脑壳盖揭开去研究什么大脑裂纹，所以，就算学会了这门技术，对他又有什么好处呢？

在回卡仑山的半路上，他选了一条狭窄的、布满牛蹄印的小径朝克洛斯特纽山走去。到了山脚下，他浑身肌肉酸疼，转身背对着去修道院的路，开始沿着多瑙河岸朝家走去，偶尔还停下来往发烧的脸上泼些凉水。他还得走几个小时；不过现在他已经明白，再也不能这样一味地自怨自艾、悲观绝望了，更不能怨天尤人，责怪大学、医学院、综合医院和教育部。人们对于惩罚常常是逆来顺受的，哪怕是带结的皮鞭抽打在赤裸的脊梁上，他们也咬紧牙关，不喊一声疼，第二天又照样生活下去。除此之外，又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傍晚时分，他才来到挚友约瑟夫·布洛伊尔医生家中，疲乏得连感情都耗尽了。约瑟夫在维也纳享有“点金术师布洛伊尔”之名，就连医学院的大部分人员都去找他看病。这种信赖使他成了奥匈帝国最受欢迎的医生之一。他的名声建立在诊断技术上，有些病其他医生觉得无计可施，而布洛伊尔常常能妙手回春。医学院的人都说，他对隐秘的病因有“未卜先知”的本事。城里老百姓们把“未卜先知”理解成“神授知识”。令维也纳人大惑不解的是，他们的天主教上帝为什么把信徒们的病情真谛显示给一个犹太人呢？尽管如此，他们也决不允许神学来干扰布洛伊尔医生的神奇医术。

约瑟夫·布洛伊尔是一个真正谦虚的人。每当人们赞誉他有先见之明时，他总是这样回答：“胡说八道！我知道的一切都是从我的内科主任奥波尔策教授那儿学来的。”

他的确从奥波尔策教授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当他还只是个20岁的学生时，教授就把他带到了自己的诊所。五年后，奥波尔策任命他为临床助理医生，并准备培养这位年轻人接替他的主任职位。但奥波尔策于1871年去世了，当时布洛伊尔才29岁。医学院到外面找了一个更年长也更有名望的人来继任主任一职，这个人就是布拉格和维尔茨堡的班伯格教授。接下去发生的事，布洛伊尔从未向人透露过。要么是他失望之下自己辞了职，要么是班伯格教授把他解雇了，因为他要自己另选助理医生。布洛伊尔后来一面当私人开业医生，一面继续在布吕克教授的实验室研究膜性半规管的液体，他发现这是控制头部运动的关键。他在这里虽是非正式研究人员，却在发现耳石结构是重力感觉器官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还同弗莱雪和埃克斯纳成了莫逆之交。也就是在这里，他认识了比他小14岁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当时西格蒙德还没有拿到博士学位。布洛伊尔把他带回家共进午餐，他的妻子玛蒂尔德和孩子们都把西格蒙德当成自家人，就像对待约瑟夫几年前去世的弟弟阿道尔夫一样。